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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高等教育的历史开篇与青大校史研究(一)
来源:《青岛大学报》2003年9月24日   撰稿:于佐臣   发生时间:201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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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中发掘青大校史,为之提供素材和实证支持,包括构成一部分大学校史应具备的若干要素,如校名、校址、校产的承续,办学理念、教育模式及校风的传承,以及系科专业设置的历史沿革等等,但首先要发掘考证的无疑是其历史发展的源头,而这个源头的“活水”又和青岛近代高等教育历史的开篇密切相关。因此,档案考证发掘的力点应延伸到作为青岛近代高等教育历史开篇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即德华大学)的创办起因及其过程。

本文试就这一过程的起点——1905:德国殖民政策的调整——青岛:德国在中国的文化中心之提出——“华人的学校计划”的出台——中德商订《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章程》——德华大学开校5年及其历史终结做一历史回溯,以期对青大校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1905年,对于德租时期的青岛具有某种界碑意义。以1898年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为标志,战争对峙状态已告结束,德国遂开放青岛为自由港。至1905年,青岛的发展如汉堡商会年报所载:青岛的整个情况发展是令人高兴的。(据1905年中国海关总署的贸易和关税数字来看),1898年刚刚开港的青岛已追赶上了1863年就开港的芝罘(今烟台)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青岛不久就要超过这个老港。出口的增长将是令人注意的,这方面过去不足的是:煤、豆饼和草辫三项重要出口物资,在商人们的努力下,这三宗货的出口已经被吸引到青岛。在草辫方面,青岛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港。(1)关于汉堡商会这一“内行的评论”(2)分析认为:这些令人满意的成果应该归功于新建海港提供了各种便利的设施,新筑铁路已和内地连接起来,以及实行胶州海关新体制以后带来的种种好处。这座新建海港有宽敞的轮船码头、货物仓库、超重机械、照明装置以及一切最新式的港口设施,并已于1904年投入使用。几个轮船码头都能连接山东铁路,因而它在铁路终点另一端亦和津浦铁路连接起来。(3)

当然,德国国内对青岛发展的评价不只是一种声音,直到德租青岛数年之后,仍有人认为选择青岛是失策之举。然而,反映在山东的两个开放港口:青岛和烟台1905年至1906年海关收入的显著对比上,恰恰证实了汉堡商会的那个内行预言,仅两年当中,青岛的增长为58.3%,而烟台却负减6.1%。至1907年上半年结束时,青岛的关税额已在中国36个海关中跃居第7位。

经济发展的快速提升,必然引起德国对青岛的殖民政策作出调整。是年,德国胶澳总督府开始着手多研究德国租借地内独立文化政策的计划和出台,并称即将制订的文化政策是德国在华和在胶州(即青岛)政策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按照殖民当局的初衷,开始着手研究的“独立文化政策”是广义的、与文明相提并论的,它包含的内容系殖民者在青岛乃至山东所有的“建设”和“成就”。但后来措商建立一所在青岛的德国高级教育机构——即后来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文化的概念被大大局限了,对于其使命的理解,主要是指在这所德华合办的学校中对于德国教育、德国知识的传播和德国精神的培养。

“对此殖民地,我们德国人在现代民族文化生活的最重要领域——教育专业提出的任务,可以按照前述作简要概括。如果德国的影响超出了我们地区的狭窄界限扩展到山东,那么,在该处行事便利便会通过有计划和有力的特殊利益代表创造一种平衡。在我们的殖民地,我们不许可似香港一样限于培养通过学校教育只是为了易于得到生计的工具这样一些中国人,我们更应该以广泛的方式影响其精神和个性,使之成为具有德国知识和德国精神的影响到全省乃至与青岛在经济上相关的腹地的工具。”德国胶澳总督府这一关于未来文化政策的表述,将之框定在“文化生活的最重要领域——教育专业提出的任务”,作为打破列强之间的平衡态而提出,并且从与香港的比较中给予未来创办的教育专业以定位,即不是短视地迎合一时之需培养一些“易于得到生计的工具”,而重在打造其精神和个性,传扩德国精神的影响,作为以德式教育承载的文化宣传,向山东和沿黄腹地辐散。

中国传统教育的空间布局,使偏离农耕中心的海澨之地青岛始终处于这条传承链的末端,除了少数富户延聘塾师设馆教学外,大多都是村办私塾。跟先生认认字而已,较早兴办卫所教育的的浮山所囿于“城乡有别”之见仅限于一里之城以内,正如《胶澳志》所载:“胶澳教育在未辟租界以前,科举未废,学校未兴,关于文化事业,殊少概见。”。(4)

19059月,清政府下诏,取消八股文章式的旧考制,而在全国范围内按照西方教育方式举办各级学校,令学部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以定教育内容和方向。又责成各督抚,严饬府厅州县,赶紧在城乡设立启蒙小学堂。相沿教千年之久的科学制度,遂告废除。这个具划时代意义的教育改革,为德国殖民文化政策的计划和出台,提供了良好机遇和协调的大环境。

占据庞大无比的中国市场,“文化引导贸易”的观点一开始就被德国殖民当局所认识。《德亚暸望》杂志在1902年的一篇社论中,把德国人在山东和青岛进行的“和平的文化工作”,看成一个建立德国势力范围的重要理由。德国驻北京公使莫姆·冯·施华滋施坦认为,他以前主张对中国居民提供广泛的教育机会,并主张推进统一的德国“文化使命”的观点,旨在使中国民众对德国吞并青岛一事不要记仇,逐步拆除横亘在德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情感隔栅。(5)1904年,德国胶澳督署出台一项为当地教育培训教师的计划,时任副总督的雅可布森揭示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将全省,乃至全部与青岛发生经济往来的内地地区浸润在德国知识和德国精神之中……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符合我们的消费水平和我们的地位的经济福利水平中的我们那一部分”。(6)

然而,德国知识和德国精神的“浸润”,往往使中国民众付出血的代价。1902年租借地督署致德国国会的备忘录称:在本报告年度内,当地人民对德国政府的信任表现在大批中国人纷纷来保护区的定居,尤其是许多殷富的中国商界人士的大批定居德国地区。与这一番太平景象的描述相反,19011124《青岛官报》报道的“高密事件”,据德国方面统计的数字,中国方面死亡117人,伤107人,在135户中有20户全家被杀,共有20座房屋被烧。修筑胶济铁路过程中一系列的流血事件再演,对那些对于中国社会心理毫无所知、对于中国民众的精神所向和信念视而不见的人一味描摹的“太平景象”,是有力的批驳和鞭挞,在外力强行扭曲之下的畸态“现代化”和“模范殖民地”建设,遭遇来自中国民众的巨大反作用力,使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与“德国文明标本”的内在交触,以及对“西方文明使者”的“鼓舞和示范”的积极回应变得十分艰难而遥远。在过分的武力报复之下,在中国民众中植根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情感”,加剧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冲撞与情感裂痕。在青岛租借地“独立的文化政策”出台之前,殖民当局面临的既有“彼此不去闻对方的味道”而表现的努力克制,更有来自中国民众的强烈敌意和文化对峙心态。改变这种现状,为殖民政策注入新的内容,已是势在必行了。

不少德国历史学家把1905年当作德国对外政策的转折点,不仅基于对青岛“样板殖民地”表象下掩盖的深层危机的现实分析,还无法绕开1905-1906年的发生的“摩洛哥危机”。这次危机是德国企国以武力手段向英法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发起挑战而引起的。面临英德等国联合施压的德国,不敢贸然做出战争选择,最终用被迫退让化解危局。摩洛哥危机的解决方式被德国政界、工商界以及知识界中的许多人看作是德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失败之举,给了打算以武力争锋海外的德国以深刻的教训,使之清醒地认识到,恃仗军事强权在世界殖民圈里拓疆扩土,在英法等西方列强挟制下没有多少用武之地。这次危机促成了德国对外政策的转机,德国国内一些自由主义政治家,开始要求对德国对外政策的方法和目标进行一种新的设计,要求在克服孕育战争的孤立主义危途中寻求充满德国个性的“世界政治新模式”,既安全可靠,能有效地规避战争,又有利于在世界舞台上传扩德国文化,进行“道义”征服,推进一项没有战争的征服政策。在这次政策的探求中,德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楷模,它们从1880年起已经着手将文化出口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来努力实施了,德国提出的文化政策的目的性十分鲜明,“扩散帝国文化上的影响,为它的经济发展充当开路先锋,应是现代化的对外政策的方案,”(7)德国在1905年之后几乎是用一种追赶的姿态开始对外政策的调整,驱策“文化快马”投入—切文化输出的竞争,并且坚信德意志这个崇尚哲学和教育的民族,能够后来居上在这场特殊竞争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

关于对外文化输出的对象,德国的选择“应是那些作为德国出口的目标地区,当然也一定是在技术可以理解文化商品的目标地区,这些国家,一方面既没有成为竞争中大国的殖民地,也没有成为大国联盟的已被征服的地区,而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预示着一种巨大的经济前景。”(同上)。选择的最终结果,首先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的古老帝国——中国。地域广大,人口稠密的中国,那里更适宜建立德国文化的传播平台并将进而成为德国在中国的文化中心呢?只有处于德国租借时期的青岛,在结束最初的战争状态之后,青岛已创造了一个向中国内地发动文化政策的极为有利的出发地和动力站。

在实施对华文化政策的进程中,德国政策一开始便放弃了为此而建立一个专门政府机构的打算,而将职责交给一些非组织专推动,一则为了避开列强之间可能引发的激烈竞争,更有利于文化攻势不引人注目地悄悄运作,再则为了缓解推进对华文化政策使德国财政面临的紧张局势。1906年以后,出现在柏林、慕尼黑、汉堡、法兰克福等大城市的推动对华文化政策的非官方组织迅速发展到50多家,为建立统一集中的社会组织——“德中联合会”——创造了社会前提。

帝国海军部管辖的青岛租借地能否承担德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心的任务?从开始提出到最后确定经历了一段曲折过程。政府高级宫员中赫赫有名的“大海军主义”倡导者,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梯尔匹茨是设立“青岛中心”的积极推动者。征得他本人的同意,胶州湾保护领地中心管理处顾问奥托·克伯勒尔博士加入德中联合会,成为帝国海军部打入该组织、努力贯彻“青岛中心”论点的一颗钉子。他坚持认为,青岛租借地是“德意志文化作出口的最合适的转运中心”,根据梯尔匹茨的授意,竭力主张把联合会的工作中心设在青岛。帝国海军部力主张将德国文化出口中心放在青岛,不仅出于对所辖青岛租借地的关注,还带有“大海军主义”的明显阴影。摩洛哥危机过后,“海军舰队的扩建计划”的宣传已变得索然无味,梯尔匹茨寄希望于这匹拉车的新马能改变扩建计划难以为继的窘境。况且,青岛已成为帝国海军在东亚地区举足轻重的支撑点,有着实施这项计划的一切可能条件,德国文化出口在那里可以放手行事,完全不必担忧遭遇其它列强的联手抗御。在青岛,帝国舰队以及其它军事、经济设施包括庞杂的社会行政管理事务,期待一所德国化的高等学校作为理想的人才培养基地,借助中国人中的、接受了德国知识教育和精神培养的知识层直接为大海军的目标乃至帝国经济利益服务。

然而,有关德意志文化出口中心的选择并不仅有帝国海军部一家之言,一些非官方组织圈子里主张把文化出口中心放在上海,认为不能忽视进入20世纪以来在中国上海、天津、青岛、汉口等广大区域建立起来的各种文化促进组织的作用和有效工作,正是这些组织有着在华从事文化出口活动的实际经验。但背景强大的帝国海军部的直接插手,使各执已见的社团的利益之间达成平衡,建立“青岛中心”论点作出让步的同时,在务实方面大大靠拢了既定目标,得到了在青岛扩大文化输出规模的保证。此后德意志文化的对华输出通过青岛的示范,其影响力日增,正如帝国宰相霍尔维格在宰相通令中讲到的:“这个地区显示出自己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欧洲的影响。从这种程度上讲,在这个古老,然而却与我们的制度相异的文化国家里,就德国成功地渗入这个黄种人的思想范围以及反过来成功地使那里的思想界了解德国人的本质而言,我们才仅仅找到了立足点。这就需要我们竭尽全力,鼓足干劲,不让别的民族在那里领先,否则,要想以后再赶上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8)

德国文化出口的内涵较为宽广,选择教育,设法在中国办学,培养经西德意志文化的熏陶,熟悉德国工业文明,并身体力行德国精神的人才,力争在中国为其科学技术赢得声誉,以至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影响中国的未来一代,德国就必须符中国在文化教育上的实际要求,寻求以教育为载体的文化输出的有效途径。

青岛租借地现代教育的开篇,最早是从教会办学做起的。基督教信义会、同善会、天主教会、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等外国宗教组织先后在青岛开办了10余所教会学校。其中以礼贤书院参观授予该校可派学生参加山东大学堂考试的权力。总督府官办学校仅有一年左右,主要面向外交官员、驻军和商民子女,完全着眼于保持在华德国人子女德意志民族特性的目的。上述这些学校不仅数量不多,而且文化传扩能力不太强。由殖民当局给中国人设立的初等学校即蒙养学堂,共有26所,多数是由私塾演变而来的新式学堂,兼有中外文理课程,常因教育经费不足而掣肘。另一层面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城市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同步,先后开设了船坞工艺厂徒工学校、农业试验场附设学校、林务局附设学校和铁路职工学校4所职业学校,造就了青岛历史上第一批技术工人。总之,殖民北景之下的青岛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迅速现而短暂。蒙养学堂初设于1903年,早于全省乃至全国。“实践第一”的教育理念,已体现在早期职业教育中,尽管与建立“德国在中国的文化中心”目标距离尚远,但已为下一步的跳跃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早提出中德合办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是卫礼贤,1904年他曾专文拟请总督府考虑他的建议。他于3年前创办的礼贤书院已展现出乐观的前景,正如是年胶济铁路的贯通带给青岛港的美好前景一样。他的拟请并不仅仅为礼贤书院的未来开辟进入了高等教育的通道,而且希望未来的高等教育能摆脱社团,教会办学或“家自为学”的窠臼,凭借殖民当局的力量为德意志文化的更大规模涌入铺平坦途。卫礼贤一直试图以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影响殖民当局,他不赞成动用军力暴力来推动租借地建设。1904年他提出将驻扎高密的占领军撤回的主张,引起殖民当局对他的不满,但胶高撤兵终成事实,殖民当局的“怀柔政策”也由此开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一个地区的“现代化”是不可能通过强权加以推进的。现代化本身不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强行给予的“恩赐”,它必须表现为一种需求,一种在社会中明确表现出来的需求,而要培育这种需求则必须通过教育。但这个富于创意的设想并未马上引起积极回应。直到1906年,胶澳督署才在本年度的备忘录中提出一项“华人学校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包括学校结构、组织、招生、教学计划、科系设计置、实验以及师资来源等,是最早成型的一份内容系统、详尽的建校计划,之后,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梯尔匹茨对来自北京公使的动议,作出快速回应,后来,奥托·费兰克博士与中国进行谈判,所依据的也都是这个计划所提供的蓝本。

这份计划打造的胚胎,把学校设计成两大部分:一个统一而完整的初级部和一个建立在初级部以上的高级部。这个设计显然不是直接搬用德国模式,因为当时新式学堂刚刚出现,只普及到初级层面,而完备的中学教育体系尚未形成,着眼于“高级”必须先从初级开始奠基。该设计还特别强调,整个学校都必须重视中文学者,将“中西兼备”确定为办学思想的轴心,这对于促成德华合办是极为重要的。关于科系设置,计划中关于高等学校设置技术系、医学系、政法系和农业科学系的方案在日后的谈判中均无变更,另外,寄宿制,外地生源以及学历认证等组织、管理问题都在双方谈判中取得一致。显然这个计划为了应和中国政府的应时之需,以促成中德合办做了充分的考虑,鉴于当时英美在中国所办的大学,都以神学和医、理科为主,唯缺工科,所以该计划的科系设置突出工科,在工科专业里,尤其突出与租借地建设坚密相关的机械制造、房屋建筑、铁路建筑、电气技术和矿山建设方面的专业课程。关于政法系的设置,该计划称:“在中国因改革政体而引起的巨大运动中,这个系(政法系)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是最重要、最受欢迎的了。为了考察西方和日本的宪法和法律制度,曾花费巨资派出了许多委员会(外出考察),这也使人感到,中国是多以急切地想学先进的政治体制。诸如改良财经制度,安排发展铁路事业等经济问题更加强了这种需求。”关于农林科的设置,也是基于中国政府对林业的兴趣与日俱增,“青岛是林业科学上的活教材”,青岛租借区内经营林业的效益十分显著,“现实的示范与楷模”是这一科设置的初衷。

一些不容忽略的关键问题在这张建校“草图”上来能反映出来,比如禁宗教课和实习基地的选址。师资来源也表述得比较含糊。但计划过于详尽,未免成时过早,这份计划的命运如何,关键要看国内的表态——首先是帝国海军部和外交部求得共识并采取一致行动。

1906年,德国国内围绕对华文化政策的社团活动进入高潮期,柏林于是年成立“促进在中国的德国文化工作委员会,研究德国文化在中国的使命、作用及其任务。汉学家奥托·弗兰克博士在柏林政治圈施加的影响十分令人瞩目。他设立的汉学讲座,主题是对华文化政策和“青岛中心”论,他提出了在青岛——德国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中心创建一座高等学校的主张。它的主张不仅影响帝国海军部,使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梯尔匹茨向未来的“德中联合会”派去能够努力贯彻海军部意图的胶州湾保护领地中心管理处顾问奥托·克勒伯尔博士,还影响到帝国驻华公使莱克斯等政要人物。1907年,帝国政府公使莱克斯伯爵上呈一份关于德国对华文化政策备忘录,其中,他引用了奥托·弗兰克在青岛建立一所德华高等学校的想法。他初步设想,这所学校不应象其它外国学校特别是外国教会学校那样,充满宗教气味,使中国人感到是和自己的精神殿堂相遥远的洋衙门,不好接近,而必须迎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在财务和管理方面和中国合办。莱克斯公使关于未来学校的设计成为日后方案设计的原则定位,堪称“一种(体现)地位平等、权力平等,同时又承认中国主权的明智政策的早期范例之一。”(9)

莱克斯公使的动议,为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创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很快得到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梯尔匹茨的热情回应。79外交部国务秘书致函梯尔匹茨,转达莱克斯公使的动议之后,梯尔匹茨马上夏函表示:“我已经很有兴趣地获悉帝国驻北京公使有关在青岛为中国人建立更高级德国教育机构的动议。公使的建议涉及我多年来已考虑过的计划,实际上我打算要根据公使列举的种种政治考虑立即就着手并在保护区我的管理下从我们在中国影响的利益出发创建一所更大规模的教育机构。”

      梯尔匹茨在复函中还详细地叙述了他“多年来已考虑过的计划”:

     1、一所实用中学。

     2、一所有造船和机器制造、民间建筑、铁路和矿山专业的技术学校。

     3、一所医科学校。基于此当然希望德方致力于德国保护区(既青岛),而把现在用于车上海的医科学校(即“德文医学堂”,1907年建于上海)的资金和人力用于加强新的工作,因为在青岛的事务和人员方面的情况不仅比上海更有利,而且主要是该地的德方工作要比后者的国际殖民地表现得更明确。

     4、一所管理和法律学校。(略)

     5、一所农林学校。(略)

      梯尔匹茨的创办计划尽管不是最后计划,但为未来的德华大学框定一个轮廓。它计划中的实用中学最后成为大学的初级部,其它内容都一一体现在大学的的系科设置中,使其一开始就具备了有别于其它外国学校的科系优势。

      梯尔匹茨的创办计划带有显而易见的“青岛中心”倾向,他提出用上海“德文医学堂”的资金和人力用于加强青岛,扬此抑彼,充分凸现样板殖民地的示范功能。随着创办计划的推进,他甚至还提出过把“德文医学堂”并入德华大学医科的设想,但当1911年“德国工学堂”开办之后,已与梯尔茨的设想大相径庭,最终上海两校合并为同济医工学堂。

      农林科的设置,则含有某种挑战意味。此前,山东和奉天两省巡抚曾请求胶澳督署在造林方面给予帮助,督署的林务官已经探讨了在济南和奉天开办这样一所学校的方案,如果方案可行,它培养的林务专才将取代目下日本人派来的农林技师的位置。

      至于创办经费,梯尔匹茨交给国会预算委员会的1908年预算的,撤销了一次性支出30万马克的要求。他相信有外交部的加盟,经费在随后几年随着学校的进一步扩建,自然会增加,眼下不必为此而让整个计划搁浅。

      1908年,与德国外交同步的“青岛中心”的呼声持续升温,“做为德国人的一个文化中心的青岛的作用”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致帝国议会的备忘录中,“青岛在一定程度上是德国人工作成就的永久性展览会”“海军管理当局对于继续将这一殖民地开发成为一个欧洲文化特别是德国文化的中心,视它为最重要的任务。”这一时期的舆论明显带有说服中国政府与之合作的趋向,暗示中国政府可以从青岛得到巨大的好处,由于一所高等学校的创办,那里将出现一批远见卓识、热情刚毅、为未来中国开辟新路的一代新人等等。

      但帝国国会的反应却十分淡漠,帝国国会的预算委员会删去了在青岛建立高等学校所要求的经费,仅批准了很小一笔款项用于建校。针对预算委员会的这项决定,220,莱克斯公使由北京致函帝国首相,坚定帝国财政为青岛建校拨款的信心。函称:“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整个老百姓都希望在各个方面现代化,强大的经济活力正在形成,并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度找到了一个值得一试的活动场所。把中国转变成一个宪法国家和因而有必要重新构成其整个行政体系,迫使中国人进一步学习欧洲的社会情况。在其前进的努力中,中国人越来越感到缺少现代知识,他完全要求给予指导,以便达到与其它民族一样高的程度。中国人有足够的的天资、才智和勤奋,可以在几十年中在很大程度上达到其目标。在中国的这个发展阶段,按我的看法,皇家政府有有义务创造条件使德语和德国科学进入中国。我作为德国的代表认为有责任来做这一切,以便为德国文化在中国提供它应有的一席之地。目前皇家当局、德国人民在这方面所耽误的,日后也许无论是用金钱还是用工作都难以补上……中国人迄今只认为我们是好的士兵和武器制造商,但是按其价值评价德国科学,他们迄今还只有过很少的机会。中国目前的政治局势对我们宣传德国文化特别有利。中国感觉到彼此有从政治上接近的需要,因此,此刻在建学问题上肯定会表现出很大的迎合,……难道我们要放任这个局势消失?我们的经济利益不是要求作为青岛的占领者为四百万中国人承担这种义务吗?我们不可能支付一个贫穷的中国人到他所希望的海外去。难道我们要因我们的不作为逼迫中国人投入法国和英国的怀抱?难道我们要静观中国的大学如何成为中国学生的中心?”(10)

莱克斯公使对于德国在青岛建校遭遇的挑战和由于投入太少而临的窘困感受敏锐而准确。不久前,香港总督佛里德利斯·郎加宣布,香港不久便会建立一座相当于东方牛津和剑桥水准的大学,而且英国政府将大力资助香港在建立高水准大学方面施展抱负。按照1907年大连海关的报告,日本政府在大连建立现代教育的巨大投入也大大高于德国。迄至目前,德国在青岛和山东初等教育上的主流投入还依靠教会、社团募助的有限资金勉力支撑,即便在一国殖民的背景下依然经营惨淡,光景拮据,如果在新一轮教育竞争中得不到帝国财政的有力支撑,在青岛建立一所德国高等学堂便会日益困难。德国殖民当局遭遇的挑战,还未自殖民地华人社会日益高涨的办学热情。总督特鲁泊两天后在致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梯尔匹茨的报告中,专就“大鲍岛的中国学校”作为详细陈述,在德国教育经费难以为继的状况下,大鲍岛的华人社会感到需要自己动手来承担办学义务关心孩子们的学业。于是江苏会馆在大鲍岛率先办了一所学校,有20位学童入学,其它会馆也将效仿这个例子。此外,同盟会会员陈于奉山东主盟人丁惟汾之命赴青创办震旦公学(11),在胶州街召开成立大会。虽然陈于被总督府明确告诫不得参与颠覆活动(这是日后该校被取缔的借口),但陈“迄今并未放弃其所有的公开露面机会。因此我(特鲁泊)已经没有理由再去搁置他办一所私人中国学校的申请。”特鲁泊在报告后面特意附上了是年513上海《神州纪报》刊登的一篇关于陈于和震旦公学的文章,提示梯尔匹茨“它们敢于出现的情况可以理解为对此的一个证明,即青岛可理解为是中国新式学校真正办学的地方。”(12)

      驻华公使和租借地总督的竭力呼请,化解了建校经费的危机,帝国国会的预算委员会将删除的建校经费申请附案再议,追加拨款至60万马克,分3年拨付。


(1)         《胶澳发展备忘录(190510-190610月)》。

(2)         《胶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

(3)         《帝国主义与胶海关》第104页。

(4)         《胶澳志·教育志》卷七第10页。

(5)         []罗梅君著《样板殖民地——德国对胶州保护区的印象》

(6)         波茨坦档案馆,德意志帝国驻华公使关于胶州租界的文件,第1241卷,第211页。

(7)         库特·杜威尔·维尔勒尔·林克:《自1871年以来的德意志对外文化政策》第15页,科隆,1981年。

(8)         帝国宰相通令副本,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致内政部,外交部及帝国财政部国务秘书,191385日。

(9)         弗里茨·凡·布里林著《德华关系概述》。

(10)      德国驻华公使莱克斯关于青岛学校计划政帝国首相的报告,1908220日于北京。

(11)      《山东革命党史稿》综述卷3(《扩建学校》丁惟汾等纂,引转自《山东文献》第1卷,第4期,第569页。

(12)      胶州总督府地政管理局文件2912B皇家总督特鲁泊关于大鲍岛的中国学校,1908622日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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