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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前日本在青岛的情报活动初探
撰稿:周兆利 张 艳   发生时间:2015-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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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6月28日,是一战爆发第100周年。1914年8月25日起,日英联军以维护东亚和平为由,出兵山东,进攻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青岛。关于日本进攻青岛的研究一直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热点,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是对于日本在一战前对青岛乃至山东的调查,因为资料的匮乏,或因资料语言的限制,一直鲜见研究,目前尚未有一篇成熟完善的学术论文,仅有国内《南方周末》等报纸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的专题中涉及这一论题,但限于题材,对日本在青岛及山东的谍报工作仅限于事实描述和添加传奇色彩,并没有提供更多史实依据。近年来,青岛市档案馆先后赴德国和日本征集档案资料,收获了一大批档案资料,其中不乏一战前日本内部印刷或出版的调查材料,这为笔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资料支撑。
 
    日本对华“情报搜集工作”由来已久,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为日本对华情报侦察之高潮,同样国内对该时期的研究成果也最多。以著名史学家戚其章《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综述》的论文为代表,从多个角度剖析了甲午中日战争前日本在华活动的主要间谍,以及他们创办的间谍机构。这些间谍机构同样对后来日德之战日本取胜发挥了重要。此外,林仕谋《甲午战争期间命丧中国的日本间谍》以及丁希宇《中日甲午间谍案》的论文中论述了清军反间谍的成果。王杉《从文化的角度看日本在华间谍》一文,则试图通过对日本文化的分析说明日本间谍行为的人文背景。穆志超的《日本在谍报活动中是怎样运用孙子兵法》则更加通俗的解明了日本间谍在从事谍报工作时的诡计多端。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觊觎胶州湾已久的日本认为此时正是出兵的大好时候, 1914年11月,日本打败德国,占领了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青岛,接管了德国建设经营的山东铁路和附属矿山,开始了对青岛的殖民统治。日本能够极短时间内攻下青岛,原因不仅在于双方参战人数的悬殊,还在于日本早在之前漫长的岁月里,就在青岛布下了一张情报收集的大网,对青岛进行多方面的详细勘察,等到开展之日,日军对于青岛可谓了如指掌。 
 
一、大陆政策下的侵华间谍萌芽
 
    近代日本的振兴和近代起航源于“明治维新”,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主张“全盘西化”,即在政治上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最终,日本政府在西方扩张性思想影响下,坚定了通过战争进行东亚格局大洗牌的决心,并制定了“大陆政策”,即用军事手段吞并中国和朝鲜,成为东亚霸主的政策。
 
    作为东亚超级大国的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这都是日本称霸东亚必不可少的条件,日本开始了侵略中国的谋划,针对中的谍报工作的讨论自此展开。
 
    日本的参议江藤新平是较早分析中国局势的日本人之一,他曾提出“支那南北两分论”,主旨为:中国虽然广大,但已不可救药;应乘日韩纠纷之机,联俄瓜分中国,北部让与俄国,南部收为日本;以十年为期,在中国内地敷设铁路;待经营就绪,即驱逐俄国;1871年,他向日本递交了《对外政策意见书》,强调了对中国加强情报研究的重要性,建议尽快向中国派出谍报人员广泛搜集情报。
 
    翌年,江藤新平的好友、陆军大将——西乡隆盛就派出少佐池上四郎等3人潜入中国,开始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情报刺探。池上四郎是西乡隆盛的同乡,如果说西乡隆盛是侵华间谍的始作俑者,那么池上四郎就是间谍的先行军,他们三人伪装为商人,以寻找贸易机会为由,巧妙的逃过清朝官员的询问,完成了对东北一带的刺探。1872年三人回国,向日本当局提交了名为 《满洲视察复明书》,这成为近代日本来华的第一份间谍报告。(摘抄自《近代日本的对华谍报活动综述》)虽然这次的间谍活动因西乡的倒台而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如此的间谍活动,无疑为今后日本开展对华侵略和从事谍报活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并奠定了基础。
 
二、中法战争、清政府海防意识的觉醒和间谍活动的猖獗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清政府也并非坐以待毙。诚然自古以来,中国外患主要在北面(包括东北和西北),海疆在明代以前都是最太平的边界,很少有人在战略领域关注过海洋,中国历来也以陆权思想为主导,海权思想相对很落后。因而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经营数年的福建水师顷刻间灰飞烟灭,东南沿海门户洞开,这为国人敲响了警钟,清政府的海防意识日渐觉醒。战争结束后,清王朝要求朝臣大讨论,自此确定“大治水师”为主的战略,决定先筹建北洋水师。
 
    建设一支护卫京畿的现代海军,就需要一个可靠的基地,围绕北洋水师海军基地选址问题,清政府内部明显分成了两派:一派以驻德公使许景澄和御史朱一新为代表,认为“胶州湾地当南北洋之中,上顾旅顺,下趋江浙,均一二日可达”,且“该湾形势完善,又居住冲要,为地利之所必争”,应把北洋水师的基地选择在青岛;另一派以李鸿章和登莱青道刘含芳为代表,认为“渤海大势,京师(北京)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威海为锁钥”,而且认为青岛远离北京,选址青岛将花费巨大,故而极力主张北洋水师基地选址应以天津、威海、旅顺为主体。 (旅顺-威海卫建港与北洋水师P43)
 
    清政府海防建设的大讨论大大刺激了日本情报部门,这个时期的日本谍报行动不再是专人的调查活动,而是有了更大规模的间谍组织和专门学校,日本对于中国情报的刺探可以用“猖獗”二字来形容。
 
    中卫荒尾精秘密潜入汉口后,建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驻华情报机关“乐善堂”,这个机构以药店为掩护,几年内就在中国北京、湖南、四川建立了三个分部,每个分部配置若干经过专业培训的情报人员,他们以药店为据点,将得到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送回日本国内。
 
    一八八二年,主张“尊王”说的熊本县人佐佐友房,成立了一所名称为济济黉的学校,自任校长,以天皇至上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焦化学生,学校专设中国语科,培养了众多的中国通。这个学校的很多学生后来成为了刺探包括青岛在内的胶州湾情报的得力干将。
 
    宗方小太郎是其中最有名的谍报人员之一,1884年中法战争宗方小太郎来上海学习中文,并打扮成中国人历游北方九省,加之刻苦攻读,成为日本著名的中国通。他负责“乐善堂”北京分部的同时,还协助荒尾精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间谍人才,学成学员多达130多名间谍,分散到中国各地,在日德青岛之战及此后为日本发挥重要作用。 (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综述P1)
 
    海军大尉关文炳是日本海军的重要人员,1885年,他作为伊藤博文的随从来到中国,次年,受日本海军参谋部指派潜入中国,重点收集北洋水师的情报,从1886到1888年两年时间,关文炳逛遍了天津的大小书店,于书肆中收集清廷朝野关于海防建设的讨论和决策。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正式落地刘公岛,关文炳再次深入威海和胶州湾各地进行深入而详细的侦查。最终,依托对威海地形和兵营选址的详细考察,他向日本政府建议,若与中国开战,应对威海卫采取背后进攻的战术,可选择荣成湾为登陆地点。在后来的甲午之战中,日军作战计划完全遵循了这一情报建议,最终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威海是北洋水师基地,自然是他调查的重点,但是作为北洋海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青岛,关文炳也同样没有忽略。他在胶州湾一带停留了两个多月,一边调查,一边以谍报形式将调查信息发送给日本海军参谋本部,由本部人员做进一步分析和整理,为军备配置和战略制定提供支持。也正是因为他在山东半岛调查,才使日本国内认识到“青岛”这一军事要地的巨大价值。 
 
    关文炳的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得到了日本情报机关的响应,他们想方设法弄到了英国版857号的山东半岛海图,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关文炳发回的谍报,绘制了全新的《支那山东省军港胶州湾兵备图》。地图上标注时间是明治二十三年,即1890年,这是日本军队最早掌握的一张青岛地图。地图不但细致地标注了地名、铁路、炮台等的位置,还对大沽河沿岸情况、沿海海洋深度、可停泊军舰的港湾等进行了精确的测量和规划。 
 
    也就是说,在清政府正式设防青岛之前,日本已把清政府在青岛的军备计划搞得清清楚楚,而这幅地图本身就说明了日本对于青岛的进攻是蓄谋已久的,而不是天皇宣战诏书中所说“被迫为保卫东亚和平而不得已为之”。
 
三、德占期间多方位搜集资料
 
    1897年,胶州湾沦为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但日本对青岛的觊觎并未因此而停止,反而以更隐秘方式更加积极的进行着谍报的手机和间谍的培养。这个时期日本公开或者内部发行的各类以青岛为重点,对山东全境进行侦查的报告汇总,令人嗔目结舌。
1898年11月,日本人设立东亚同文会这一情报组织,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公爵出任会长。1901年4月,因义和团运动爆发,迁至上海高昌庙桂墅里,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该书院是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学府,其办学的一大特色是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实地调查。1901—1914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假借毕业旅行,从土地、人口、物产、自然条件等各个方面,对中国各省份进行全面考察,并以之为素材创作毕业论文。该书院培养了大量的“中国通”,他们的考察研究不仅为日军进攻青岛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日德之战期间就直接参与战争,从事着翻译或间谍工作。 
 
    1898年,东亚同文会公开发行《中国省别全志》,全套总厚度22厘米,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各地风土人情之外,有庞大的数据体系,尤其在面积、贸易等方面介绍详细,论证合理,绿皮精装,流行甚广。 
 
    此外,在1914年日德开战之际,同文会还以历届毕业生的论文和报告为基础,在充分整理的基础上出版了《山东及胶州湾》一书,该书不但深刻剖析了山东省重要都市的地形、交通、物产、风土人情,还深入分析了德国对于青岛的建设和规划,进而为日本将来对青岛的经营建言献策。 
 
    另一方面,由于德国人占领青岛之后开发坊子煤矿,将日本煤挤出了山东市场,日本人在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与德国人开展贸易战。1909年,日本最大的财团三井洋行入鲁,正式设立青岛营业所。他们以青岛为中心据点,派驻店员到胶州、高密、坊子、潍县等市镇开设收买庄,收购花生、棉花、牛脂等土产品。 
 
    而年轻的实业家上仲尚明在1900年被三井洋行派往上海留学,作为公司后备人才培养。1907—1909年,上仲尚明来到青岛,工作闲暇之余,用了两年时间,完成《胶州湾详志》一书。该书从德国占领、土地、卫生、行政、交通、教育等9个方面对青岛的情况进行了详尽介绍,日德开战之际,他决定将其印刷发行,序言仓促于10月31日写就,文末注明“青岛攻围军第一总攻当日作序”。(胶州湾详志序) 
 
四、战争临近,来青收集情报更密集
 
     1913—1914年,伴随日本进攻德军、占领青岛策略的确定,对青岛情报的收集进入了高峰期,这个时期出版了大量的针对胶州湾和青岛调查资料。而这些资料的撰写人不但有政府派遣的专业间谍,甚至还有以参观考察为名来青岛的为数众多的政府公务人员,他们密集来到青岛实地调研、搜集情报并组织专门人才进行整理和刊发。 
 
    1913年3月,日本旅顺民政署长吉丰次郎来青岛调查;1913年5月9日,日本第二舰队来青岛寄泊、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来青岛调查;1914年3月则有日本外务部书记官芳泽谦吉、贵族院议员德川庆久、蜂须贺、茂韶曾我和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正、大连民政署长大内丑之助等一众人等来青岛游历调查。(胶澳志)他们将参观考察的见闻写成报告,汇报政府的同时也发送给日本的山东研究者,从而催生了工藤谦的《胶州湾情况》和田原天南的《胶州湾》。 (胶澳志序)
 
    《胶州湾情况》的编纂是由日本时任台湾民政厅署长的后藤新平发起的,他较早意识到了调查中国的重要性,曾派出下属官吏多次到中国内地实地调查,其中被派到胶州湾调查的人就是当时铁道院的技师兼学士工藤谦。 
 
    工藤谦在本书序言中写道:“本书研究范围起始于德国在东洋的策源地——胶州湾(青岛),终止于山东省省城济南府,介绍青岛至济南铁路沿线的经营设施。调查方法是记录实地探查的结果,这次探查从明治42年(即1909年)开始,在实地勘察过程中受到了当权者的多方支持和礼遇,从而得以窥探常人难以得一见的材料和见闻,因而相信本书有着与其他书不同的视角。” (胶州湾情况工藤谦序)
 
    工藤谦从青岛回国后,就面见了后藤新平,汇报成果之后专心于写作,终于在1914年8月份开战前完成,他写道:“本书最后编纂完成的时刻,也是我们向德国下达最后通牒的期限时间。日德战争一触即发,我相信太阳旗在胶州湾升起的时刻指日可待。”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日德之战的信心,当我们翻开这本书,必然惊讶于整本书对青岛土地制度、经营情况和卫生条件等的详细介绍,也就理解了作者信心的来源。 
 
    而《胶州湾》一书由著名研究者田原天南创作,本书同样与后藤新平男爵有着密切关系:田原天南家族世代行医,尤以治疗白内障最为出名,但是田原天南却醉心于法律和文学研究。大学毕业后,他取得后藤新平信任,跟随其在台湾从事中国研究和德文相关书籍的翻译工作,并得到了吉田丰次郎和大内丑之助等人的支持,除了《胶州湾》一书,他还著有《中国的研究》和《列强与中国》等大部头著作。 
 
    他在《胶州湾》一书自序中说:“本书得首先到了满铁副总裁国泽新兵卫和通晓德国法律且最近视察青岛的前辈大连民政署长大内丑之助的支持。此外,旅顺民政署长吉田丰次郎将去年(1912年)视察山东时的《山东省视察概要》向我公布,对笔者有很大的帮助。”(胶州湾序)可见,这本书是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和探访青岛的日本行政官员合作的成果。书名定为《胶州湾》,但内容绝不限于青岛,而是涵盖整个山东,其用意显而易见。该书不仅记录了德国侵占胶州湾的过程、经营青岛以及胶济铁路的历史,而且介绍了山东省的资源情况,附录中还收入了山东行政区域表、名镇大村表、文武职员表等,俨然一部侵略山东的指南。 
 
五、占领后更加细化的信息采集 
 
    8月23日,日本正式对德宣战。同一天,日本海军第二舰队封锁了胶州湾海口,于9月3日在山东龙口登陆,从青岛背面袭击德军;德军全线崩溃,残部挂起白旗。11月16日,日军入城。 
 
    日本占领青岛后,利用更加有利的条件,继续对青岛调查,公开出版了众多关于山东和青岛的调查材料。总结这个时期的针对青岛的出版物,与战前相比,日本调查的主体更加丰富,除了日本守备军每年上报的统计年报之外,还有对青岛感兴趣进行自发调查的地方官员、商人。出版物的数量也是逐年递增,内容多种多样: 
 
    一方面,为了实现对青岛的控制,日本选拔诸多专家从事德国统治时期的市政、司法等情况,为经营青岛提供建议,他们认为德国在青时期的统治方案比较合理,日本政府应该效仿德国。 
 
    另一方面,山东半岛物产丰富且市场广大,青岛临海便于运输,众多日本商人来到青岛开办公司,垄断市场,因而这个时期出现了众多针对盐业、汽船业、渔业、矿业的调查,这些书籍不但记述详细,而且装订精美,便于携带。日本商人随身携带这些针对性极强的调查材料,因地制宜地在山东沿海及广大其腹地从事贸易活动,控制了山东的经济命脉。 
 
    德国情报史专家理查德迪肯评价日本人为:“永远不知疲倦的活动观察家。”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发现日本在战前对青岛逐步渗透,战后更加专注的从事信息搜集工作,这使得日本在中日博弈中始终占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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