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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法定节日”与中国文化的传承
作者 : 曲金良      发布时间 :  2011-12-08 14: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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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按照国务院规定,我国自2008年实行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这四个农历节日的全体公民放假”制度,这标志着国家对传统节日的法定承认与传承。但我国现行的国家历法是公历(西历),农历节日是找不到的,只作为“民俗”在“地下”存在;国家按农历放假过节,于法无据。这是自20世纪初中华民国改用西元历法、取消中国传统历法后形成的结果。要使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真正成为国家行动,就需要使中国传统文化藉以传承的历法时序(即“农历”)走出“民俗”,回归国家历法制度层面,与“公历”(即西历)同样具有国家历法制度的“合法化”,并在“过节”“放假”的同时,传承作为中国文化重要内容与形式的传统节日的主体内涵。
[关键词] 法定节日;民俗;国家历法;传统文化
 
    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令公布了新修订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一)新年,放假1天(1月1日);(二)春节,放假3天(农历除夕、正月初一、初二);(三)清明节,放假1天(农历清明当日);(四)劳动节,放假1天(5月1日);(五)端午节,放假1天(农历端午当日);(六)中秋节,放假1天(农历中秋当日);(七)国庆节,放假3天(10月1日、2日、3日)。”自此,中国的传统节日在全部7个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中占了4个,标志着国家对传统节日的法定承认与传承。这是在此之前许多文化学者、两会委员、社会各界人士不断呼吁、提案、论证并受到政府部门直至国务院高度重视、最终成为国家制度的结果。这是中国制度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大事,可喜可贺。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国家制度规定,尚存在着一个十分关键的缺环,即:这7个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中,新年、劳动节、国庆节3个节日规定的是公元(西历)日期,而春节、清明、端午、中秋4个节日规定的是农历日期,然而我国现行的国家历法,实行的是公历(西历),并不是原本我国自己传统的农历。既然在我们国家的历法里没有农历,“农历除夕、正月初一、初二”在哪里?“农历清明当日”在哪里?“农历端午当日”在哪里?“农历中秋当日”在哪里?如此,“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农历的节日在哪里?
 
    当然,似乎既然国家已经规定这些日子是“节日”,是全国“放假”的日子,到时候全国人民“都会知道”这些“放假”的“节日”分别是哪一天,但这“都会知道”却尴尬的很:多数情况下是农村的甚或城市的老人们知道其日期、懂得其涵义,中年人知者不知、不懂者大约参半,而青少年绝大多数已不懂、不知道;所谓“都会知道”,是“都需要”查看我国现行“公历”即西历的日历表、日历牌上用小小的字体、淡淡的颜色“标注”出来的那个“非法”(即无法律依据)的“农历”!
 
 
    中国的农历本来不是“非法”的;中国的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十月一、腊八、小年等等,本来都是中国自己的“法定”节日。这些节日,各地区、各民族同同异异,大大小小,不一而足,其中大多是民间的民俗节日,而其中的“大节”,则又往往是国家历史上的法定节日。这种传统节日是靠国家的历法规定的,通过历法,成为中国人的“年中行事”,并且在历史上影响、传播到了“奉正朔”的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东南亚地区。但是,自从20世纪初期中华民国建立,采取了西元历法,中国传统的历法的历史嘎然而止,中国本来的“法定”节日被取消了,自此走入了“地下”。
 
    端午节、中秋节等一批中国主要传统节日如今恢复成为国家规定的节日,成为全国、全民上下“共度”的节日,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这些自近代国家体制和国家文化变革以来只在民间传承的文化,自此又恢复了它们作为中国文化重要内容和形式的传统“体制”。它们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与形式,在历史上就是全国、全民上下“共度”的,无论是宫廷、官府还是民间社会,“共度”中国的主要传统节日,原本一直就是“法定”的制度。我们之所以习惯上将这些传统节日视之为“民俗”,称之为“民俗节日”,是因为自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以来,我们实行了“公元”历法这样一套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历法互不相干的西方历法制度,自此切断了中国传统文化藉以传承的历法时序依托,传统节日只能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民间层面上继续传承。我国在现代国家体制、现代文化体制包括历法制度条件下将端午节等一批中国主要的传统“民间节日”列为“国家节日”,是我国在现代国家体制、现代文化体制包括历法制度条件下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创造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局面的制度举措之一。
 
    但与此密切相关,有几个重要的实践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其一,我国现在实行的国家法定历法为“公历”(即西历),“农历”已由原来的国家历法退居为是附属的、主要在民间“实行”的“民俗历法”。因而要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促进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需要使中国传统文化藉以传承的历法时序(即“农历”)走出“民俗”,回归国家历法制度层面,与“公历”(即西历)同样具有国家历法制度的“合法化”。这是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促进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具有根本意义的保障制度之一。
 
    中国文化的根基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的历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大多少数民族文化至今传承的民间“法定”时序。只有这种民间“法定”时序的“合法化”,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多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繁荣才能真正得以“合法化”。
 
    其二,我国现在将端午节等一批中国主要传统节日列为国家规定的节日,而国家规定的“过节”形式就是“放假”;“放假”的转移性“过节”方式就是旅游。事实上,这远远不是作为中国文化重要内容与形式的传统节日的主体内涵。而且,这些年来以经济利益为目标指向的“假日旅游”、“黄金假日”即“节日经济”,已经将不少传统节日搞得面目全非,变成了以招揽游客为目的的假“民俗”、以“民俗”为幌子的官家与商家表演。为此,如何在国家已经为这些传统节日提供了法定制度保障的前提下,传承、弘扬这些传统节日的内容与形式的文化精华,是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促进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大重要课题。
 
    任何文化都是以特定形式呈现其特定内容的,形式是内容的载体。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呈现形态,既有其特定内容,又有其特定形式,其特定内容是以其特定形式为载体的。我们传承、弘扬这些传统节日的文化精华,如果剥离抑或扭曲了其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特定形式,实际上也就扭曲抑或断送了其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特定内容。如此,传承、弘扬这些传统节日的文化精华,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也就只能只剩下“放假”和“旅游”了。
 
    其三,要彻底破除视中国传统节日为“封建迷信”的迷信。不庸讳言,尽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我国促进中国主体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决策,尽管我国已将春节、端午节等一批中国主要传统节日列为国家法定节日,但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节日充斥着迷信色彩,视中国传统节日为“封建迷信”,这显然是近百年来将外来“新文化”与传统“旧文化”视之为“科学”与“迷信”,并将之截然两分、截然对立的伪科学思维定势、伪科学观念导致的新的迷信。一种主体文化的发展从来不会、也从来不可能拒绝对外来客体文化的吸纳吸收,但如若形成对外来的客体文化奉若“科学”神明,对自己的主体文化视若“迷信”垃圾的迷信心态,就会导致上述迷信结果,进而在文化主张上陷入迷途。视中国传统节日为“封建迷信”的迷信心态不彻底改变,迷信观念不彻底破除,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
 
 
    节日是一种文化。任何文化,原本都是区域性的,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多个民族区域共同历史地积淀形成的深入人心的知识系统和观念系统,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区域的文化主体自身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各种文化之间,只有内容形式的不同,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西方人使用刀叉做餐具,中国人使用筷子做餐具;西方人吃面包,中国人吃馒头;基督教徒礼拜上帝,中国人敬天法祖;西方人际之间讲求契约,中国人际之间讲求亲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没有哪个高明,哪个低下之分。
 
    中国自鸦片战争受辱、西方文化侵入之后,就开始了“中国到底应有什么样的文化”、“中国文化应该何去何从”的大论争,即所谓“中学”与“西学”之争(当时被西学派称之为“旧学”与“新学”之争)。而洋务派与国粹派、维新派与保守派之争的结果,实际上就开启了中国文化传统让渡于侵入、植入而来的西洋异质文化的历史。如果说19世纪下半叶这种“中学”与“西学”之争尚在朝廷与官僚士绅等上层社会“流行”,那么进入20世纪,  随着西方所主导的世界整体性的近代化、现代化潮流一步步弥漫中国、对中国文化影响越来越深,中国文化不断地被西方文化蚕食和吞噬,也就日甚一日、下移民间了。但即使如此,关于中国文化的是非判断、弃扬取舍的走向与命运的论争论战,不但没有一日消歇,而且持续了整整一个20世纪,其间不断掀起高潮;进入21世纪之后,恢复中国文化传统主体地位的“宣言”、“建议”、“呼吁”更是接连不断,大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
 
    西方文化的对外侵蚀和霸权所引发的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不仅仅在中国,在世界各民族文化那里都出现了不适应症。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鉴于“认识到教科文组织在联合国系统中担负着保护和促进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的特殊职责”,第31届大会在巴黎总部通过并发布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重申应把文化视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主张“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象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引见中国节日网,2006.11.21)
 
    面对着世界全球化潮流一浪高过一浪,西方的文化霸权愈演愈烈,中国面临全球化时代一边倒的西化浪潮及其文化殖民的威胁,中国文化独立与文化主权面临严峻的挑战的局面,2004年9月,甲申之年,在大陆,由著名学者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五人发起,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于该年9月3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了“2004文化高峰论坛”, 9月5日联名签署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参加签名者达70余人。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宣布”“西方文明破产”、论述中国文化优越(梁启超,1920),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 提出“回归中国文化”进而爆发了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东西文化观”大论战,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知名教授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十教授宣言”,疾呼“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中国了”,所以必须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王新命等,1935),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先生在台湾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主张儒家文化“返本开新”,是中国文化界关于中国文化的又一个宣言(牟宗三等,1958)。
 
    《甲申文化宣言》明确指出了中国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化的重要价值和独具品涵:“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许嘉璐等,2004)
 
    但是,主张西化者依然不乏人在。《甲申文化宣言》发表未久,袁伟时《评<甲申文化宣言>》、徐国进《〈甲申文化宣言〉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等就给予批评,展开论战。[2] 然而近20年来随着外国产品、外国资本、外国资本家、外国管理模式、外国生活方式、外国文化口味铺天盖地的侵入中国,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被蚕食愈发普遍,一味地“发家致富”“向钱看”导致物欲横流,进而导致色欲泛滥,社会公德伦理败坏,是非义利观念丧失,中国数千年承传下来根深蒂固地传承着的优良的文化传统和人格、品格修养正被忽视、蔑视,陷于崩溃的危机,这种现状不容忽视。这正是西化的罪过。这是西化论者所不能解决、靠西化找不到出路的。
 
    于是,紧接着,2005年底,高鸿钧以其主编的《清华法治论衡》第七、八辑《中华法文明的当代省思》中的卷首语,题名《中国文化复兴宣言》,开宗明义,要“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中国的长城;用我们的文化,铸成华夏的灵魂。”(高鸿钧,2005)是对中国文化出路的又一个长篇巨制的宣言。
 
    “宣言”指出中国文化的独具特点和原本优势,“我华夏文明道统一脉,古今相通,诚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文化的人生理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文化的人格理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爱,兄弟有情,朋友有信,这是中国文化的人伦理想;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人际和谐,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司法公道,生活富裕,这是中国文化的社会理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君贤臣忠,官清吏廉,国泰民安,这是中国文化的政治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世界大同,这是中国文化的未来理想。显然,它们其中大部分是常情常理,在今天仍然闪闪发光,熠熠生辉。”
 
    “宣言”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霸权下的危害,指出“全球化是西方作庄的游戏,全球化正在变成西方化,庄家正在把英语变成国际语言,把西装变成世界服装,把可乐变成人类饮料,把麦当劳变成全球食品,把基督教变成地球宗教,把华盛顿变成联合国的首都,把美国总统变成宇宙大帝!”于是,“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世界都着魔般走向一体化。东京打喷嚏,纽约感冒;夏威夷蝴蝶的翼动,新奥尔良便可能掀起飓风,遂导致世界石油涨价,国际经济动荡。……全球化不仅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全球化,还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传染病的全球化、能源危机的全球化、核威胁的全球化、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以及黄、赌、毒的全球化。”
 
    “宣言”进而指出,“中国文化是我们的精神长城,华夏文明是我们的血脉黄河,中华民族是我们的灵魂泰山。中华民族要在未来的文明冲突中能够得以延续,必须万众一心,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不断增强文明的实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恢复中国文化。没有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鸿钧,2005)
 
   为响应高鸿钧教授的《中国文化复兴宣言》,《清华周刊》2005年11月20日转发了上述“十教授宣言”、“四先生宣言”、“甲申宣言”等一组文化宣言。
 
    至2006年9月19日,以汤一介、庞朴、张立文等人领衔,由中国海内外54位知名学者联合署名的《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又在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网、儒学联合论坛等8个学术论坛与网站上联合发布,并迅速被转载,成为中国文化问题思辨与论争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众名人的《建议书》,尽管直接起因和目标是建议将中国目前例行的每年的教师节由9月10日改为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日9月28日(按:对此具体日期应按何历法确定尚有不同意见),但其关涉的内涵,实际上是又一个“中国文化宣言”。
 
    《建议书》指出,“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血脉,而孔子则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也是人类文明史载以来的第一位教师。”“‘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一个国家和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文化根基和价值持守。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文化大国。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凝为一体、互相涵育,荣辱与共、生生不息,已有五千余年。我们确信中国文化自有其内在的、合理的、恒久的价值。我们反对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我们忧虑西方文化大行其道而中国文化渐行渐远。我们呼吁国人对中国文化采取温情和敬意的立场。我们主张继承和发展、弘扬和光大中国文化。我们也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文化必然会走上复兴之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其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强调修身养性和修齐治平,把培养和塑造有道德、有责任的健全的完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追求全社会的团结友爱、同舟共济、风俗敦睦、礼仪规范,以及天人合一、贫富均衡、政治清明、天下大同。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这些价值理念,是化解中国社会乃至人类世界各种危机与冲突的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汤一介等,2006)
 
    同年12月26日,又有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十博士”就“圣诞节”问题联名发表了《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呼吁书”,指出,在中国的“圣诞节”等西洋文化的盛行,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亦即经过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之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进而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从而为‘西风劲吹’和‘诸神乱舞’打开了方便之门。”为此,“十博士”“呼吁和建议”要“打破‘古非今是’和‘中劣西优’的文化偏见,改变‘以今非古’和‘崇洋媚外’的文化心态,对中国文化持以‘了解之同情’与‘温情和敬意’的立场,回归传统,承续斯文,创新与发展、恢弘与光大中国文化,树立中国人的自尊心和中国文化的自信心,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和意义世界。这将是一个综合性、长期性、艰巨性的文化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与全方位的积极参与。每个有着担当意识的中国人,都应自觉肩负起这一神圣的文化使命。”(刘聪等十博士,2006)
只有当我们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传统的民族的主体文化复归本位,我们中国人才会在文化上重新找回自己的自信,才会在中国的本土上弘扬自己本来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吸收别人的对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有利的先进文明成果,打造出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要传承、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传承中国的传统节日;要传承、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系统的国家制度保障;传承、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靠的是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13亿中国人的“年中行事”,需要“依历而行”。至于原本中国的“历”与原本西方的“历”在我国如何取舍或如何并行,这是一个问题,一个需要好好论证、好好决策的问题。
 
 
[参考文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EB/OL].http://www.jieri.org.cn/article/jierilunwen/200611/200611212225.html
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甲申文化宣言》[J].大地,2004,(18);中国青年报,2004-09-09.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J]. 时事新报(上海),1920,(3).
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J]. 文化建设,1935,(4).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J]. 民主评论,1958,(1);再生,1958,(1).
高鸿钧.《中国文化复兴宣言》[Z]. 《清华法治论衡》第七、八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汤一介、庞朴、张立文等. 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N].香港文汇报,2006-10-19.
刘聪等十博士.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EB/OL]. http://www.ycwb.com/xkb/2006-12/20/content_1323088.htm


[1]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内容提要”介绍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次出版于1921年,距今已七十余年,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思想学术界的重视。自七八十年代起,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再度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现在以横排本重新问世,也主要是为适应人们了解和研究现代新儒学这一中国当代重要思潮的需要。此书首次于1921年10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出版。1922年1月起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30年先后印行八版。1987年2月,商务印书馆为纪念建馆九十周年,又根据小字本影印出版一次。现在这个版本即以小字本为准,又将大字本中的两则著者告白补入,并勘正个别错字与标点。这个版本还收入了著者1980年所写的跋记;删去了已失时效的“时论汇编”,约四万字;又增加了两篇附录。”
[2] 参见袁伟时《评<甲申文化宣言>》,《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21日;徐国进《〈甲申文化宣言〉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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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曲金良(1956—),男,汉族,山东东营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海洋文化、民间文化与人文地理研究。山东青岛,26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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