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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桥和栈桥的公共时代
作者 : 李明      发布时间 :  2016-01-14 12: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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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里,始终被视为青岛标志的栈桥,是青岛的主权象征,也是青岛城市化的里程碑。进入公共开放时代之后,栈桥更无时无刻不与市民生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一座风光之桥,普惠之桥,愉悦之桥。桥上的人流风景,日日不同;桥上的过客背影,个个迥异。栈桥浸泡着潮起潮落,在一些斑斑驳驳的陈年旧帐和一代又一代停泊者的记忆里面,加固了一个过往青岛不曾停止的飘渺。

 

城市命门

依据目前通用说法,作为胶州湾军事防地最早的军用人工码头,栈桥为清朝总兵章高元所施,始建于1892年秋天,1893年春末竣工。但这一叙述的来源并不清晰,似乎也缺乏直接文献的支持。民国时期许多青岛记录涉及到栈桥始建的考据,多只言片语,人云亦云。陈国钧1937年在《建设》杂志第20期发表的《青岛的市政》笼统记载,栈桥为“光绪十六年李鸿章修建”。光绪十六年为公元1890年,这个年份明显早于目前认定的章高元驻军胶州湾时间,给栈桥的起始故事增添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资料显示,始建期栈桥全长200米,宽10米,石基灰面,桥面两侧装有铁护栏。与建造时间的模糊性相关联,早期栈桥工程的完整性同样存在疑问,参照同期章高元在胶州湾施工的大部分军事设施都是半拉子工程这一事实,到1897年11月之前栈桥仅仅完成了设计一部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功能确定的水上建筑,位于青岛湾北侧,与小青岛隔水相望,北端与一条稍后开通的街道成一直线相连。自诞生之日起,栈桥就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城市命门,与城市的尊严息息相关,不可一日或缺。在民间,栈桥的形象则温和许多,早些年这里先后有前海栈桥、南海栈桥、大码头等若干俗称。
章高元在青岛湾建筑一座海上栈桥的意义在于建一条海上军火供给线。企图就此扼住胶州湾的咽喉。这一举动此后不久即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正确的却未必有效,当1897年11月德军远东舰队从上海赶至胶州湾奔袭时,栈桥并没派上用场。是年11月14日早晨,成了摆设的栈桥被借口军事演习的德军士兵当成占领通道,顺利登陆。
青岛进入德国租借地时代后,栈桥成为货运码头。1899年胶海关开始在栈桥陆地一端建设,随后大量仓库、邮政、洋行、建筑事务所建筑陆续出现。1901年5月栈桥扩建,北段第一次使用水泥铺面,铁护栏改为铁索护栏,这一次扩建将桥面向南延长至350米,延长部分为钢架木面结构,增铺轻便铁道,以利运输。托尔斯顿•华纳在其著《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中说,从青岛通往济南的铁路1904年全线通车,沟通了德国租借地与山东省之间的联系。由于大港第一座防波堤直到1904年才告完工,由青岛火车站通向栈桥的铁路,便成了各商行开发地产的必要条件。最初的城市规划方案,曾计划将火车站直接设立在栈桥一带,但弧状的轨道对当时的技术而言显然要求过高,于是车站西移至轨道旁。火车站与栈桥码头的联系,通过另外修筑的一条轻便铁路贯通。1905年前后,商货运输陆续移至建造完成的青岛大港,栈桥遂成为船舶检疫、引水专用码头。振扬在《青岛素描》记:“凡轮船进口,须在前海投锚于栈桥附近,由海务局派员,自栈桥乘轮,前往检疫后,始得开至内港。”(《旅行杂志》1942年第16卷第8期)随着港口西移,此前由火车站延伸至栈桥并直接与山东铁路相连的铁轨被闲置,随后于1920年代被拆除。
就纯粹的商业价值而言,栈桥用于航运码头的时间很短。但就在最初几年之中,栈桥和与栈桥码头相连接的铁路线,吸引了众多洋行在周围地区市街的房地产投资。相关资料显示,1904年前后,沿威廉皇帝岸街区(今太平路)的建筑已全部完工,这些建筑主要是驻青岛的各贸易分公司盖起的住宅楼和商厦。在不违反政府规划法规的前提下,洋行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限的土地,一栋连着一栋,有层次地形成了完整的街景。

 

主权象征

青岛的第二次主权变更,发生在1914年冬天到来的时候。取代者是一直对青岛虎视眈眈的日本人。借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分身无术,日军集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兵力围困青岛,从秋天开始日军分别自胶东半岛和崂山仰口湾登陆,步步为营,最后逼迫德军投降。全面占领青岛后,占领军不忘在栈桥举行纪念活动,这其中包括1914年12月欢送青岛攻城军司令官神尾光臣回国的仪式。从8月份开始,神尾光臣调动以第18师团为主力的陆军5万人,配备数百门重型攻城重炮、山炮、野炮和多架飞机,在海军掩护下攻占德国租借地青岛,毙俘4000德军,之后获任青岛守备军司令官。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收回青岛后,北京政府方面借栈桥宣传“公理战胜强权”,也在此进行过公开活动,以显示主权收回。后来的各种历史变迁当口,如1938年日军第二次占领青岛、1945年抗战胜利与美军驻守青岛,栈桥虽然已完全失去了军事地位,但其作为青岛主权的象征,亦人所共知。
1937年七七事变的第二天晚上,东北作家端木蕻良挤在中山路的人群中探听消息,看到有人将《青岛时报》收复丰台廊坊的号外,贴在日本人办的《大青岛日报》对面。端木蕻良说,“我和一个朋友向栈桥走去。突然电灯完全灭了,许多人跑着。三秒钟工夫,电灯又复原,街上又照常了。我们向南走着,忽然人像潮水般退下来,我仔细一听,没有枪声,也没有什么响动,只是人向北跑。我的朋友在制止他们不要慌。我凭着半瓶醋的军事常识,知道子弹的速率比人跑得快,所以没有动。广播止了,铺子都忙着关门,熄电灯,一霎时街都空了。”几个月后,青岛市长沈鸿烈实施焦土抗战政策,命令炸毁日本纱厂后撤离,青岛沦陷。栈桥和整个城市复为日本人所得。
日人复来,关于栈桥的来历,也变得可疑起来。1939年《南国少年》第2期刊登天行的游记《青岛之行》,被将栈桥的起始,安到日本人的头上:“据说,栈桥的来历,是这样的:从前日本人据有青岛时,港中兵舰很多,他们特地建筑栈桥起来,停泊多数舢舨的,现在已是民众公用的了。”1941年这篇《青岛之行》改头换面,署以因明重新发表在《南洋文化》第一卷第一期,扩大了的文字叙述里面,关于栈桥起始的说法,只字未改。不过,作者对栈桥“现在已是民众公用”的记录,则属眼见为实,基本情形描述不差。

 

公共时代

1923年,栈桥北端两侧辟建为公园。1930年7月15日,青岛狂风暴雨,前海大潮高至数丈,潮头直扑栈桥,幸无大恙。1931年9月至1933年4月,青岛市政当局投资25.8万元扩修,由德国信利洋行承建,将原桥的钢木结构部分,改建为钢筋混凝土34排桩通透结构,桥面铺以水泥,桥身延长至440米,同时将桥面高度提高了0.5米,并在南端增建了半圆形防波堤,堤内新筑双层飞檐八角亭阁,定名回澜阁。该阁占地151平方米,建筑面积340平方米。阁身由24根朱红亭柱支撑,外柱成廊内柱间墙,黄色的琉璃瓦顶。阁中有螺旋楼梯,扶梯而上可至顶层。顶层是一圆形大厅,四周全是宽敞的窗户。
1933年6月的一份名为《改筑前海栈桥并修理北段旧石桥》的档案曾载:“于堤上增筑八角二层洋灰亭,以备夏令纳凉之用。亭之周围为便利游人休息起见,添置铁架木椅二十把。亭内添筑石碑一座,以作纪念。”另外有记述说1933年6月21日,沈鸿烈由市政府秘书长胡家凤等陪同,巡视修复后的栈桥。沈氏观赏过海天风景后赋诗,曰:“渔舟夜泊栈桥西,人倚栏杆水拍堤,纳凉采风夕阳下,观海听涛回澜阁。”胡家风等随行遂附和称好,传“回澜阁”由此得名。
回澜阁八角亭的建成,标志着栈桥功能的完全转变。尽管此前10余年间,栈桥已由军事供给线转为民用码头,但这一中式建筑的完成,宣告了栈桥和平的公共时代的来临。从此,栈桥成为青岛的标志性建筑物和著名风景点。
在1930年代,青岛的游览手册上曾载有这样的诗句:烟水苍茫月色迷,渔舟晚泊栈桥西,乘凉每至黄昏后,人倚栏杆水拍堤。同时期青岛八景的“飞阁回澜”,指的就是秋日满潮时的栈桥。此时,大片大片的翠波漫过桥面,回澜阁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金光,如一只小红螺漂荡在海面上。也就是在这时,这里开始成为青岛“眺望海景最佳处”。1930年9月受聘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的闻一多,曾在散文《青岛》中描绘栈桥黄昏时的海上夕阳说,“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去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但这“栈桥黄昏”之光,终究还是打赢不过人间暗夜的蝇营狗苟,看过几眼鲜丽之后,闻先生便走掉了,再也没有回头。

 

文人记忆

成为开放公共景点的栈桥,进入无数文人记忆,如郁达夫、王统照、王芸生、黄际遇、梁漱溟、汪静之、陈伯吹、端木蕻良等等。1933年11月26日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记:“遥望栈桥,兀出海岸,蜿蜒里许,绝少野游,贪步前趋,曕眺徘徊之乐,寡可共者,间遇数辈,或老或少,亦在吐纳屈伸,领略清景,凡能早起至此舒锻身体者,决非甘于坠落之人,若夫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形影相吊,皆都市万恶之归也。辇毂之下而不涉足者年余,芳草独寻人睡时,寒潭空映日出处,得此秋声,归而图之。”1934年3月19日王统照撰写《青岛》云:“斜坐在栈桥北头小公园的铁桥上面前看。新建成的栈桥,深入海中的亭子,像一座灯塔。水声在桥下面响得格外有力。有几个游人都很安闲地走着,听不到什么言语,弯曲的海岸远远地点缀着灯光,与桥北面的高大楼台的相映,是一种夜色的对称。”同年8月9日郁达夫《避暑地日记》记:“午后,友人俱集,吴伯萧君亦来访。在回澜阁前,摄了一影,大约《北洋画报》下二期将登印出来也,摄者为该报记者陈氏。”
至少在1935年,栈桥依然有码头功能。当时小青岛还是孤岛,登岛需从栈桥乘小舢板过去。芸生1935年8月在上海《国闻周报》第12卷第31期刊登《青岛游记》记录感受说:“舢板小得如同一个孤儿,在绿色的大海里随着大浪飘荡。”既然到小青岛要摆渡,刮风下雨或者大雾天,游客便只能望洋兴叹。同是这份《国闻周报》,1937年第14卷第28期又刊登汤一雯的《青岛初夏》,记录了雾天在栈桥候舟登岛的情形:“我们溜到廻澜阁伏在石栏上看着海水,后浪推前浪的撞着石基,真是廻澜百转”。
栈桥和小青岛的关系,不仅仅是码头和目的地的关系,还是两个青岛标志物的彼此呼应。在天行的游记《青岛之行》里,这种海上的地理联系,被通过夜晚灯光的描绘,更加形象化了:“同夏君去海边乘凉,微风习习,夜色苍茫,沿海岸每条长凳上都有人坐着。据夏君说,前几天晚上很凉,海风哨厉,任何人不能在这里坐二三十分钟,今晚要算是热的,游人比较的多。一路向前走去,好容易找到两个坐位我就懒洋洋底坐下来了。夏君年青,却很精神斗搜,口讲指划底说道,你看那边的栈桥,多么长呀!绿光的电灯一连串底映在水上,还有几盏黄光的混在中间凑趣,美丽夺目,这真是上海黄浦江边没有见过的景象。那红灯一隐一见的地方,就是小青岛。”小青岛如此“红灯一隐一见”构成的海上景致,便是彼时青岛八景中的“琴屿飘灯”。

 

平民符号

风雨飘摇的1934年夏天和秋天,生活窘迫的萧军与萧红两个东北青年,曾经常结伴而行,在栈桥度过了一段自由的闲适时光。“由东北哈尔滨好不容易逃出”后,两萧“怀着鸟一般的欢心”和“火一般的爱”,踏上了青岛的海岸。在青岛的日子,萧军续写了《八月的乡村》,而萧红则完成了她的被鲁迅称之为“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的成名作《生死场》。作家梅林在萧红逝去后回忆:他们徜徉在葱忧的大学山,栈桥,中山公园,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哪”,而在午后则把自己抛在汇泉海水浴场的蓝色大海里。
萧军在1974年回忆,1934年12月初某夜,《青岛晨报》投资人之一孙乐文把他约至栈桥,给了他40元路费,嘱其应早些离开。于是,秋风苦雨中,两萧和梅林“躲开了门前派出所的警察和特务等监视,抛弃所有家具”,逃离了青岛。梅林的说法大致相同:12月初,我们坐上一只日本船的货仓里,同咸鱼包粉条杂货一道,席地而坐,到上海去。1934年,萧军和萧红,在隐隐透露出一丝安享的快乐信息的栈桥,完成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抚摸。此后,两萧分手。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这个背负着十字架一生在流浪中度过的女性,在远离北方的香港,永别了人间。这一年,萧红31岁。
栈桥“浮桥一样”的奇异自不言而喻,栈桥“随便谈谈”的平易,却也时常令人陶醉。1943年8月上海《万象》第2期刊登夏明游记《蓝色的青岛》,就对这个“平民化”的纳凉去处,大为赞美了一番:“黄昏以后,在栈桥上纳凉的人是极多的。两边桥栏上,每隔一二丈,就有一盏灯,一眼望到尽头,仿佛是两串整齐的夜明珠。灯光柔和地照着,灯影中是川流不息的人影,他们的态度是悠闲的,尤其浓烈地表现着一种夏日黄昏的愉悦与安详。”
栈桥的下一轮城市转变见证,出现在1949年的夏天。发生一些新故事之前,愉悦、安详与凶兆,交替显现。1946年栈桥失火,受伤8人幸无死亡。1947年9月青岛各界为庆祝第六届体育节及推行民族健康运动大会,在栈桥举行游泳比赛大会。1947年8月栈桥以西浴场暂停开放。1949年2月,作家贾植芳偕妻与卢克绪一起乘船抵达青岛。贾植芳晚年借回忆录《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自述:“我们这次到达的时候,它是已经陷入混乱之中,街面上也凌乱不堪,与我记忆中的青岛恍如两个地方,北方的难民逃往南方,南方的难民往北逃,都涌塞到青岛。”贾植芳滞留青岛数月,期间避居火车站旁三义栈客店写作,译就英国作家奥勃伦的《尼采传》和《幻灭》,并撰写《一个人和他的记忆》五万字。
很快,历史就翻过了这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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