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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后殖民地城市的文人栖息
作者 : 李明      发布时间 :  2016-01-14 12: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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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关于都市飘泊的记忆


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有两样东西很显眼:殖民地遗产和过路文人。所谓殖民地遗产不外是城市、马路、自来水、下水道、树木、房子、车子、咖啡、小提琴和外地人听起来云山雾罩的外来语表达,过路文人则要复杂的多,涉及信仰、宗派、籍贯、生存、主义、情感、学问、习性。当然,也有住的现实问题。住的现实,是面镜子,可以照见表情,也能够透视灵魂。
除了公家给提供房子的头面人物,住是青岛过路文人的挺大苦恼。学问大的和家境殷实的,问题似乎还好办,比如梁实秋,国立青岛大学的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月薪400元,接下国立青大的一纸聘书,到青岛就在鱼山路赁屋,房子不小,有院子有树还有厨师,王姓房主供职铁路局,是个君子。梁实秋外文系主任的继任者洪深则气派更大,尽管家里原有的湖南路宅和崂山南九水观川台别墅,随着父亲洪述祖被北洋政府的电椅绞死也稀里糊涂换了主,却依然可以租赁福山路1号的大房子。这里是山大栖身的前俾斯麦兵营东山东坡高处,由此向下,到海滨浴场之间,散落着各式各样有官方和财富背景的独立建筑,在洪深以山大外文系主任的身份暂居于此的时候,这些已多次转换了主人的建筑,保护的极好。在这个有着长石阶的三层别墅,洪深以自己家庭与这个多次遭受外族统治城市的联系为主线,写作了电影剧本《劫后桃花》。如就一部作品与殖民地和后殖民地青岛的关联密度考察,《劫》剧无疑超过了同时期其他客居作家的创作。我们显然已无从考察洪的具体创作情形,但这座通过楼上窗口可以望见海面和天光云影的别墅,无疑给剧作家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力。我们猜想,在写作之余,洪如果深夜从这里走出,可以方便地到海边浴场和中山公园里散步。在这两个方向偶尔回头,可以看到自家里楼上窗口释放出来的灯火。
类似梁实秋、洪深们自如地住在青岛的文化领袖,大致还有闻一多、王统照、老舍几位。和闻一多一样搬了三次家的老舍,最后选择租住到黄县路12号,在这里写了《骆驼祥子》。但与此同时,更多的青岛过路文人就没这么舒服了。

 

吴伯萧的山屋和六十二层阶梯

 

吴伯萧的青岛经历,平常,又不平常。和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黄际遇、老舍这些知名教授相比,他仅仅是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办公室的一个普通职员,一个来自莱芜的25岁文学晚辈。在这个城市,他的职业和兴趣,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师长和文学梦想展开的。从这里出发,他最终使自己成为了现代散文史上的一个性格符号。同时,也正是由于平凡的吴伯萧的存在,20世纪30年代“顿觉豁然”的青岛文化传奇的某些篇章,开始清晰起来。
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吴伯萧1931年冬天来到青岛。人们并不确切了解他选择这里的原因,只隐约知道,这个年轻人凉夜中“乘胶济火车婉蜒东来”,在“万家灯火中孤单单”地浴着凉风,打着寒噤就和青岛遭遇了。吴伯萧自己叙述说,在乱纷纷的“旅店里一宵异乡梦”之后,他刚刚体味着寂寞与离愁,“忽然与窗启处展开了一眼望不断的水光接天,胸际顿觉豁然了”。就这样,吴伯萧第一次看见了海。
吴伯萧在国立青岛大学找到一份不起眼的工作,在校长办公室当职员。在名流云集的国立青岛大学,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角色,薪金也微簿。好在朋友又介绍他去《民国日报》兼职编副刊,这才基本达成收支平缓。可以养活自己了,吴伯萧便也有了停留下来的理由。也许,后来吴伯萧才慢慢意识到这个选择的正确,在国立青岛大学,他有机会结识了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陈梦家等成名作家,而给报纸编副刊的便利,又让他联系到了李广田、臧克家、李辉英等一些文学同路人。也就是从这时起,吴伯萧“梦想以写作为业,挤进他们的行列”。
到青岛以后,吴伯萧在栖霞路租到一处房子,这里虽然偏僻,却离学校不远。吴伯萧给自己的陋室起了个名,叫山屋。“不叫它别墅,因为不是旁宅支院颐养避暑的地方;唤叫什么楼也不妥,因为一顶一底,顶上就正对着天空。”这个“很有点老实相”的房子在福山路上还有一个小院门,对面便是青岛大学的职员宿舍,住着沈从文等一些老师。1932年9月巴金到青岛,也借住在那里。平时,在市立中学教书的陈翔鹤也常去找沈从文聊天。如此山屋,人文风景自是独特。吴伯萧早期的散文,有些文末直接注有“写于山屋”,说明了这里和写作者不可分割的联系。
对吴伯萧,山屋“离街市太远”的日子说不上适意。在散文《山屋》里,作者自己坦白曾“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寂寞”,“恍恍惚惚的,屋前屋后有一片啾唧的闹声,像是姑娘们吵嘴,又像一群活泼泼的孩子在嘈杂乱喝”。不过,当“缥缥缈缈哪里的钟声,也嗡嗡地传了过来”的时候,吴伯萧会发现“睁开了眼,窗帘后一缕明亮,给了你一个透底的清醒”。山屋的写作,给了吴伯萧最初的文学经验,这其中包括有《岛上的季节》、《阴岛的渔盐》和《海上鸥》等文字。
在青岛,吴伯萧和许多作家时有走动,而他和闻一多、王统照、老舍的交往记录,则让30年代青岛文化地图的部分细节,得以清晰地在今天显现出来。比如1932年6月9日,闻一多就曾在写给吴伯箫的信中抱怨:“我们这青岛,凡属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多,谈话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然而这一点便不容易满足。”
对王统照,吴伯萧曾这样回忆:“在观海二路的书斋里,同你送走了多少度无限好的夕阳,迎接过多少回山上、山下万家的灯火。”王统照则说:“我少不了与他有晤面的机会”,他们在海滨、公园散步,在“那个小小的庭园中饮‘苦露’、斟清茗;或当风雪冬宵烧饼铺外的匆匆招呼;在炫彩的碧波上隔日相遇;在老舍的二簧腔调的猛喊之下,彼此纵笑。”
对老舍,吴伯萧的回忆是:“在青岛,老舍是大学文学教授,而我是文艺学徒。我比他小6岁,在他海滨的书斋里却是常客。”给吴伯萧留下很深印象的是,老舍家进门的地方,迎面的武器架罗列着枪刀剑戟,书斋写字台上却摊着《骆驼祥子》的初稿。
后来,《民国日报》遇变故,吴伯萧失去兼职,而他也在1936年夏搬家到了观象一路,“大房一间,月租十一金”。这里有一条石阶小巷,吴伯萧曾认真数过,一共有“六十二层阶梯”。这个六十二层阶梯,就是吴伯萧对青岛的最后记忆了,不久,他就离开这个城市,投奔去了一个光明的地方。

 

1934年的后殖民地文人风景

 

1934年3月,舒群在友人的帮助下离开哈尔滨来到青岛。这时,东北逃亡青年多以青岛为避风港,往来频繁。舒群通过同学介绍认识了倪鲁平一家。倪鲁平在社会局劳动科当科员,弟弟倪寅初任职区公所,妹妹倪青华是市立女中学生。倪家先将舒群安排在二区区公所暂时居住。年初时,在第二区公所任筹备主任的王云九通过倪寅初结识倪鲁平,在江苏路4号开始办起一张日出四版的《磊报》,王云九兼任经理,倪鲁平任主编,张藻正任记者兼核对,张战戈任核对,倪寅初任董事。舒群到青岛后,就编《磊报》副刊,自己也写稿。不久,舒群和倪青华结婚。随后,舒群写信给在哈尔滨的萧军、萧红,让他们也来青岛。
6月15日,萧军、萧红到青岛,通过倪家的安排,与先期到达的舒群一家住进观象一路1号。24岁的萧红开始在这里写中篇小说《生死场》。期间,萧军和萧红与在上海的鲁迅取得联系,并得到鼓励。萧军回忆:“青岛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纪念的地方。1934年夏天,我们从哈尔滨出走以后,于当年的端午节前一日到了青岛……我们就住在观象一路1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的下部租了两间房子:一间由舒群夫妇居住,一间就由我们居住……我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就全是在当年——1934——秋季间,完成于这所小楼里面的。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
在风雨飘摇的1934年夏天和秋天,生活窘迫的两萧大部分时间住观象一路1号,偶尔也会住在萧军暂时供职的《青岛晨报》办公室里。晨报在芝罘路,离两萧终于筑成了的“一个家”很近,在这时,两萧可能结伴而行,去度过一段自由的,从精神上与这个后殖民地城市和平相处的闲适时光。
观象一路的房子,如同他们在哈尔滨第一次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时一样,对两萧意义重大:“我和我的爱人终于也筑成了一个家!无论这个家是建筑在什么人的梁檐下,它的寿命能够安享几时,这在我们是没有顾到的,也不想顾到的。”
在两萧享受短暂的现实快乐的时候,郁达夫也在青岛避暑。7月13日午后,汪静之陪同郁达夫、王映霞夫妇从上海乘船入青岛港。是日郁达夫日记云:“遥见绿阴红瓦,参差错落的青岛市区,天主堂塔,虽尚落成,然远看过去,已很壮丽。”当晚郁达夫一家借宿汪静之青岛市立中学同事卢叔桓家,次日移居友人已租定的广西路38号骆氏楼上,此后一个月,郁家皆居于此。房东骆氏是杭州人,在青岛已住十年,与郁氏一家相处融洽。
10月下旬,萧军完成《八月的乡村》的修改。随着舒群等人的被捕,萧军也面临同样的危险,于是萧军和萧红两人又像4个多月前一样,乘坐日本轮船大连丸逃离青岛。11月2日,他们到达上海,租住在法租界拉都路北段元生泰杂货铺后楼。
1934年,在上海被捕后获释的孟超也来到青岛。时其家人已由诸城移居青岛,住无棣四路。12月14日,孟超写《新春》诗,发表在1935年元旦出版的《青岛时报》:
新春是一把火,
燃烧起来吧,
把灰败的过去烧化,
恋这些干什么?
“把灰败的过去烧化”,并不容易。1935年夏,出外为生计奔波的孟超再度回到青岛,在苏州路20号租房与朋友西蒙相邻而居,题居室为“当风室”,写下了一组《当风室风俗画》散文,内容涉及诸城、郯城和青岛的民风民俗。

 

暗淡地把日常青岛消磨过去
 
1934年12月,艾芜携新婚5个月的妻子从上海出发,经南京去济南。此行,是这个失意川北作家的一次新飘泊。同乡沙汀去送行时,艾芜说,你也来吧。为了表示肯定,艾芜在对沙汀发出的这个请求前面,加了“无论如何”4个字。在寒意日深的上海,这当是身心疲惫的艾芜对挚友的郑重劝告,也是一个厌倦了纠纷的外省文人的真实感受。在过去的一年和更早时,30岁的艾芜经历了失去自由的困苦和疾病的折磨,经历了感情的波折和新的婚姻,也经历了发生在上海文化圈的种种不快。在“摆脱了一切”之后,他渴望平静。
艾芜之所以选择去济南,是因为四川同学萧寄语在这里教书。萧独身,租的房子有空余,并多次给艾芜去信述说环境安静。这样,对上海已经厌烦了的艾芜在1934决定前往鲁地,就成了一个自然的结果。从济南辗转到了青岛以后,艾芜依然不断地去信催促沙汀北上,责备他不该留在上海,直到这样的促请打动了沙汀。
艾芜1935年3月到达青岛,经在青岛民众教育馆做事的旧友王秉心帮助,住在了火车站西边的巨野路。民众教育馆在朝城路,和艾芜居住的巨野路都在西镇。在青岛的艾芜没有职业,拮据的生活全靠给上海《申报•自由谈》写些散文和游记之类的文字维持。这期间,这个川北乡村作家大部分时间的状态,被描述为“几乎被灰色的日常家务生活埋住”。6月间,艾芜夫妇添了儿子,生存的压力明显加大。更加麻烦的是,妻子王蕾嘉产后就病倒了,身体非常虚弱,整个家务事,全压在了艾芜这里。于是,在青岛最西边的暂居地,艾芜整日里就是侍候病人、烧饭、洗衣服。
贫苦和琐碎的日子,使艾芜对青岛同样贫困和窘迫着的城市西部,缩小了距离。作家晚年编定的《艾芜文集》中,曾收入了一篇题名《海滨随笔》的文章,其中就有对离巨野路不远的西广场的记述:“在海岸下面,由垃圾填起来的地方,造成了一个稀奇的也可以说是古风的市集,农村破产的庄稼人和给都市挤出去的手工业者,便都把他们难窘的日子,放在这里面暗淡地消磨过去。”
艾芜对西镇这个贫民区描述说:“市的外形是用发锈了的红色洋铁皮和不成器的旧木板盖搭成许多间矮房子,密密地排成了几条窄狭街道那种的样式的。每间屋顶,大约怕给海风吹去吧,均在上面放些砖头石块烂盒子镇压着,烟子和臭味,便从那儿升腾起来。这和屋后一望深蓝的海面比较来看,真会感到人生的丑劣和污秽。因为,如果在海岸上的游人俯视下去,那就只会认为这是和垃圾同在的贫民窟罢了。”
经艾芜一再写信相约,沙汀终于在1935年6月也来到青岛。走前,沙汀从创办新刊物的李辉英那里预支了一篇小说的稿费,就偕妻子和刚会走路的儿子,不管不顾地找艾芜来了。艾芜帮他们夫妇联系住到自己房子的对面。这是一个二楼,楼下房东在邮政局做事。两家离得非常之近,从沙汀的楼上,能见到艾芜家的情景。但是,青岛的经历,却出乎沙汀预料之外的差。沙汀后来回忆说:在青岛“只住了个把月,写了一篇《祖父的故事》,就又卖掉全部家具,带起妻小,乘搭海船回上海了。因为完全没有料到,青岛对我竟是那样陌生、沉闷”。
艾芜自然尴尬,但他没有阻拦沙汀的决定。他明白,自己恐怕也是迟早要走的。变卖掉所有带去的家具,沙汀买了两张青岛到上海的海轮统舱船票。艾芜送沙汀一家上船的时候,沙汀劝艾芜早些回沪。这天是1935年的阴历八月十五中秋,几小时后,艾芜和沙汀,一个在陆地,一个在夜航黄海的船上,分别仰望苍凉圆月,感慨万千。
9月底,艾芜全家终于也离开了青岛,回到上海。据说,艾芜和沙汀两家人虽然在青岛住的时间不长,却都有户籍。另据记载,艾芜在青岛的住处可能曾几经迁徙,其中包括还租住过一间上海资本家的房子。
今天,伴随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文化流行主义滥觞,后殖民地城市和旧文人,都已沉睡历史。大房子小房子对旧文人们早失去意义。走在青岛的大街小道上,那些带了点文化味的遗迹,最多是些纪念符号,提醒人们,他们来过,他们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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