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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式军和荣成路3号
作者 : 李明      发布时间 :  2016-01-14 12: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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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怪陆离:盛宣怀之后的人生跌宕

    邵式军和“荣成路东特别规定建筑地”的联系,仅仅有一条目录式记录,缺乏实际内容。邵式军世代官宦,为盛宣怀外孙,又是浙江都督蒋百器女婿,而其最显赫的个人履历,却是汪精卫伪南京政府管辖的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战后邵被国民政府通缉,亡命苏北,人生的后30年里跌宕起伏,乐音灯影,光怪陆离。
    邵式军1909年出生,祖籍浙江余姚,曾祖父邵灿曾任清朝漕河总督。祖父邵友濂,出使俄国后陆续履职台湾、湖南巡抚和上海道台。邵友濂生有二子,长子邵颐,元配为李鸿章女儿,早故,继娶史氏后去世。邵友濂嘱次子邵恒婚育长男,承嗣史氏为子。邵恒娶盛宣怀四小姐为妻,生育六子一女,长男邵洵美依父命嗣给大房,后来成为著名新月诗人。邵式军排行老五,复旦大学肄业,读书时认识老同盟会员蒋百器女儿蒋冬荣,后结婚成家。这桩并非一帆风顺的婚事,终使邵式军阴差阳错的一生,经历悲欢哀乐。
    后来属于邵式军的荣成路3号别墅和旁边荣成路5号的陈宗光别墅,档案记录为1930年至1932年陆续建成。这个时间,是“荣成路东特别规定建筑地”的开发建设高潮期,其位置,则恰恰处在“特别建筑地”的把手上,一边连接中山公园和市立中学驻地的前伊尔蒂斯兵营,一边通过荣成路沟通新开辟的“八大关”道路。因为邵式军和青岛联系的来龙去脉,缺少基本文献支持,所以环绕着荣成路3号的叙述,猜测多于事实记录。除了1911年盛宣怀与这里的短暂邂逅,目前并没有邵氏家族与青岛发生瓜葛的可信服证据。依照邵式军1909年出生推算,1932年邵氏23岁,应是与蒋百器女儿情投意合的高潮期,活动范围基本没有超出江浙一带。从蒋家背景看,邵式军荣成路别墅建成时,蒋百器已经去世,且蒋家和邵家的势力范围,多集中在浙江、上海,鲜有扩张到北方的凭证。“荣成路东规定建筑地”里里外外和蒋百器找得到的联系,仅有之后蒋百器的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同学蒋百里在附近居住的记录。蒋百里南海路4号居所距荣成路3号,不过一袋烟的路程。
    1935年夏王芸生在青岛休假,7月29日在迎宾馆午餐通过沈鸿烈结识蒋百里,次日晨起专程赴南海路4号拜访,讨论政治外交及中西文化。王芸生记“小小洋房,紧靠海滨,披襟当风,启窗望海,一席长谈,不觉由晨愈午。这三点多钟的长谈,政治外交以至中西文化,均有涉及。” 蒋百里原名蒋方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再留学德国,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陆军上将,著有《国防论》和《欧洲文艺复兴史》,1937年出版的《国防论》中提出抗日持久战理论。蒋百里居住的南海路4号,处正阳关路、武昌路、汇泉路形成的交叉路口附近,窗户外面就是汇泉湾浴场,风景绝佳。
    王芸生访问蒋百里的这个夏天,苏雪林、张伯苓、章辑吾、王晨、卜豁三、汪精卫、陈公博、黄季宽、叶楚伧、蔡元培、张岳军等等不同角色依次莅青,看得见的车水马龙和看不见的杯盘狼藉,交替重叠。而至少在这个时候,盛宣怀和蒋百器遮蔽下的邵式军个人史,还风平浪静。
    关于邵式军的经历记述显示,其与蒋百器女蒋冬荣婚后无所事事,住在蒋家期间经蒋冬荣舅舅吴启鼎向孔祥熙推荐,遂到福建省任税务局稽查官。也就是说,王芸生访问蒋百里时,邵式军还在福建任职,亦不大可能跑到青岛避暑。1937年抗战爆发后邵式军返回上海,正好蒋百器在日本读书时的同学松井石根到上海寻找帮手,得知邵曾作过福建省税务官,邀其帮忙,邵便在蒋冬荣支持下,上任日伪苏浙皖税统局局长。这一年,邵式军刚满28岁。邵式军的发达史和命运转折,出现在这之后。苏浙皖向来是税收重地,邵式军发家致富的方式,主要是“十抽一”,同时把收上来的税款在自己的银行里先存十天。期间陆续自己开办银行、工厂、商行、当铺,并在余庆路80号盖一幢花园洋房。从1938年1月日军占领到1945年秋天光复,青岛沦陷长达8年,而这一时间段恰恰也是邵式军在苏浙皖税统局位置上飞黄腾达的时期。从逻辑上推理,青岛荣成路3号别墅,应该在这期间属于邵式军。但这仅仅是推测,并无证据,在青岛数字档案馆搜索,仅得一条1947年通缉“漏网汉奸”邵式军的信息,还是本地报纸转发的中央社电讯。而邵式军荣成路别墅旁边别墅的原业主陈宗光,档案馆却存有其1930年向市农林事务所《关于领租地建造房舍需伐除树株事宜的呈文》。
    邵式军的战时行径,遭到普遍愤恨,曾两次险遭暗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对日宣战,汪精卫政权风雨飘摇,圈内人物多寻求后路。此时蒋家远亲冯少白来到邵家,结识邵式军。冯某1937年投奔延安,1939年调职新四军,皖南事变后失散滞留上海,得知义兄蒋大炜时任伪税务署副署长,蒋定一任邵式军的侍卫队长,便冒险寻找。邵氏夫妇得知冯少白来自苏区,想通过其给自己开辟条退路,表示出合作意愿。邵氏交给冯少白三万法币,并派蒋大炜护送出关,使冯少白顺利回到苏北。此后邵式军经常为新四军办理购置药品、被服装备等事宜。1941年底冯少白受刘少奇、陈毅的指派再次到上海活动,并携带陈毅书信表示了对邵式军的感谢,希望继续获得支持。在冯少白联系下,邵氏夫妇多次帮助新四军在上海采购药品。但在南京政府控制的舆论圈里,邵式军依然是一个受瞩目人物,1943年1月26日出版的《太平洋周报》第一卷第53期,曾刊登左笔的《邵式军论》,从盛宣怀到邵友濂,一一罗列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由邵氏出身经历及性格上说,是中国社会官场最典型的一个锦标竞赛获得者。” 作者署名左笔,无疑是不想暴露真实身份,这大约也是沦陷区“自由”舆论的底线了。

    邵式军暗度陈仓的行为逐渐被重庆方面察觉,战后国民政府在上海肃奸,1945年9月邵式军仓皇出逃,与冯少白驾车经青浦至宝庆,10月初到达淮阴新四军总部,同车带去黄金数百条,现炒10多亿元,受到邓子恢、谭震林和饶漱石、张云逸、曾山等人接见,并被安排在陈国栋、宋日昌手下工作。从此邵式军进入中共营垒。
1940年代底到1950年代初,邵式军始任职苏北行营财政处,后调任山东省政府顾问、秘书,财政厅、省税务局科长等职。1952年元月“三反”运动开始,邵式军被法院逮捕。半年后因查无实据被释放,后调山东省财政厅税务局任科长职。1958年肃反时,邵式军受潘汉年案件牵连,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处7年徒刑,送广饶县农场劳改,1964年春病逝广饶,终年54岁。1980年,邵式军“接受党的教育、弃暗投明、资助抗日,走上了革命道路”的历史,获得肯定。

    邵式军在荣成路3号别墅避暑的年代,青岛大户人家的宴会上流行火焰冰淇淋,就是在冰淇淋表面洒上酒精,端上来的时候点火,于是桌子上的冰淇淋,便泛着蓝色的火苗。火焰冰淇淋的冰火极致,大概有些像邵式军的人生,这玩意儿瞧着好看,吃着愉悦,置身其中的滋味,却不一定好受。尼赫鲁说过,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不过话说回来,自始至终真正明白该“如何玩手中的牌”的人,大约不多,否则就不要每个星期天去教堂,听从上帝的指引了。
最终,“自由意志”和“上帝”,都没能拯救邵式军。
    诡异的是,早在1933年,邵洵美在中国美术刊行社出版的《十日谈》杂志撰写过《写不出的文章》一文,说很希望写一本小说,题目叫《永别》,讲自己和自己永别的故事。主人公天赋聪明,30岁左右年纪,有良好的志愿,“但是时代的转变和机会的到临,他竟踏进了一个他素所鄙弃的集团里。为了名,为了利,他改变了他的志愿,而做着完全和他自己相反的行为:他搁置起了当日一番研究的成绩,他屏绝了当日一般志同道合的知己。但是有一天忽然走进了一个他当日所常往常来的环境中,他竟感觉到他已是另外一个人了。当日真实的他是早就失踪,现在他过的是自己欺骗自己的生活。因为他自己的不忠实,他疑心每一个他的朋友虚伪,结果是好朋友不理他,坏朋友包围着他预备有机会对他作最后一次的打击。他懊悔,他恐慌,他又得意他欺骗的手段:但是一幕内心的冲突,终于给名利战胜,他决计和真实的自己永别。”邵洵美这好像就是给他的弟弟邵式军勾画的未来,其中的许多感受,不能说不是邵式军在1940年代的真实境遇。那个“决计和真实的自己永别”的邵式军,最终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无声无息。

    作为盛宣怀外孙,邵式军并不是盛氏家族和青岛有过牵连的第一人。早在邵式军在这里以客居者身份短暂逗留的前30年,其外祖父盛宣怀,已经熟悉了这里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
    而通过盛宣怀晚年的经历,大致可以管窥20世纪前20年中国的风风雨雨。
    1910年开始,盛宣怀生命中间的最后6年,注定要在动荡中间度过。是年正月,清廷委派给了这个李鸿章最得力的前助手一个尴尬的职位,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于是,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熟悉煤铁矿务,督办过铁路、航运、电报、邮政、纺织厂、铁厂和公学,管理过财政商务事务的盛宣怀,开始如履薄冰。
    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后,盛宣怀重新获得了被起用的机会。七月初十日,盛到达北京,赴邮传部本任,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十二月初六日,盛出任邮传部尚书,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左侍郎,吴郁生为右侍郎。1911年5月,内阁改制,盛由本官简授邮传大臣。受事数月,盛收回邮政,接管驿站,规划官建各路,展拓川藏电线,厘定全国轨制。
    随后,朝廷接受盛宣怀的建议,决定所有在1911年以前批准的干路各案一律取消。盛主张将先收归国有的川汉、粤汉铁路所招各股,改换官办股票,同时又议订与英、德、法、美各银行600万镑借款合同。盛的这个举动,引发了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的保路运动,导致中央官员群起指责盛宣怀肇祸。盛遂成为众矢之的。8月19日,革命党发动武昌起义,各省相继独立响应。盛宣怀电请袁世凯出山,同时向清廷推荐袁世凯。资政院弹劾盛违宪、乱法、激兵变、侵君权。九月初五日,盛宣怀被革职,永不叙用。于是,盛宣怀漂泊的日子,开始了。
    对从1911年到1912年的青岛来说,盛宣怀的到来,是个不小于孙中山到访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说,孙在1912年秋天的短暂访问还具有选择返程路线时的偶然性,那么盛在10个月前的避居,显然就具有了现实的示范意义。这个已接近70岁的洋务老人颤颤微微地迈向德国租借地的步伐,象一个燃烧在烽火台上的溃退信号,迅疾就变成了一个涌往东南海岸的集体逃亡行动。这样乌烟瘴气的浩荡场面,鱼龙混杂的热闹程度,为历史罕见。就此,数以百计的达官显贵的到来,书写出了青岛殖民地晚期时光里面最光怪陆离的政治风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盛宣怀并不知道他具有这样大的号召力量。实质上,这个号召力的源泉,的确也不是来自盛,而是租借地的德国当局。盛不过是个探路者,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盛给人的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信号,因为他似乎并无意久留。从1911年开始,盛在青岛居住的时间并不长,很快,他就去了日本。
    两份权威的媒体,对盛宣怀的避居青岛,保持了必要的敏感。特别是由于盛宣怀的出现而带来的开放,是舆论界始终抱有兴趣的。因为,青岛政府不平等的隔离法规,一直存在着。它明确规定,不允许中国人定居在租借地的欧洲区之内。“但是,自从最后一任的满清交通大臣盛宣怀被允许在此居住之后,许多中国的政治难民便前来这个城市定居。德国统治者向他们提供了种种便利,并不去询问他们对对现政府是友好还是反对袁世凯。”1914年11月出版的《远东评论》相信,毫无疑问,青岛作为一个庇护所已经向中国难民们敞开了大门,不论他们是属于哪一个党派,都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而在更早时的上海《申报》,则对盛宣怀来到青岛后的行踪,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消息涉及了盛的住处的转换和在青岛获得的待遇,比如出入都有政府提供的武装保护等。
    《申报》关于盛宣怀的报道出现在1912年的1月7日,而3天后同样在上海出版的同盟会总机关报,则又披露了盛已于1月3日匿名前往日本的消息,报道同时引述了盛的自白,否认了他在青岛期间的种种传闻。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通过其代表给了盛宣怀一个口信,表示民国对他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孙同时说,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9月,盛从日本回到上海。1913年2月22日,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推选盛为总理。这时期,盛认为孙中山在兴办实业方面“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同时相信袁世凯“措置大局,举重若轻,实超秩乎汉、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当革命党人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时,盛宣怀重新避居青岛,希望袁军获胜。1915年,日本曾利诱盛同意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遭拒。
    1916年3月25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终年73岁。这一年,盛宣怀四小姐盛樨蕙的儿子邵式军7岁。此后,邵式军在邵友濂和邵恒的光环下慢慢成长,慢慢走上了一条与前辈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一箩筐一箩筐的真金白银,终究不能慰藉心神不定的日子。反反复复的神经折磨和晚年几度入狱,遂使精神崩溃,终了客死他乡。
1945年,邵式军的上海余庆路80号花园住宅被国民政府没收,不久国民政府垮台,这里成为了部队招待所。差不多同样的节奏,邵式军的青岛荣成路3号别墅,也经历了类似的梦幻般变化过程,最终在21世纪的开头,被改造成一家名为“好时光”的私家菜馆。
    荣成路3号院落不大,院子里有一棵年岁不浅的菩提树,遮天蔽日。夏天的时候,这里的菜肴往往供不应求,食客人满为患。邵家祖籍余姚,邵家“八大关”老房子后来烧制的杭帮菜,冥冥之中算是给了邵家一个影影绰绰的历史回应。对这房子,这大概是一个不差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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