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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东:启蒙和文本
作者 : 李明      发布时间 :  2016-01-14 12: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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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恍若隔世的细枝末节

    我1962年春出生在青岛,1978年参加工作,初中教育的终点结束在大连路13中操场上,手里攥着烟盒般大小的一页纸片,上面有张黑白照片,蓝色钢笔水写着姓名、性别、年龄、班级、编号。这张毕业证书注明的年份是个分水岭,一个“长子女”以丧失学习权“自愿”换取就业权的标志,也是母亲在儿子身上实现希望的起始。尽管16岁的少年并未成年,但获得自由的雀跃依然充满了红色塑料日记本。从兴安路的家到四方北岭的玻璃厂,差不多经过大半个市区,这条路后来日复一日走了10年,连接了一个文学痴迷者的大部梦想。和1980年代差不多同时到来的,是一次车祸经历。某冬早晨在明霞路15路公交车起始站挤“大通道”,混乱中滑入轮下,车启动,双轮碾过右腿,致粉碎性骨折。休养100天,骨头复原,尝试下床,却发现肌腱坏死,腿与脚形成僵硬状钝角,无法弯曲,无法行走。接下来的200天,母亲找来一堆中草药,大锅旺火煎熬,每日数次用挑水的铁皮桶浸泡拉直,周而复始循环,终得部分恢复,就此落下个半残疾,表面如常,内里残缺。回头看我的1980年代,言行举止不乏少年轻狂的荒唐与想入非非的虚无,身体与精神的残疾和残缺都被小心遮蔽掉了,岁长,脚落到了地上,才发现手心里攥着的都是些冷汗。攥久了,这汗便有些酸腐,气味大不正常。

    就个人经历来说,一些城市节点的意义往往刻骨铭心,时间愈久,记忆中的某些细节便愈加清晰,直至覆盖掉前因后果。对我来说,兴安路、海泊桥、四方北岭、台东,都是这样一些具有记忆标志性的地理节点,一点一滴地积累下的经验,在不断填充、过滤、排除、纳入的同时,也固执地丈量着非物理意义上的距离。而在精神上,台东是最早引领我的文学启蒙地,也是梦想的开端。

启蒙之地

    1980年代初,在离我车祸发生地直线距离不过20米的地方,有个台东交通中队,旁边院子是当时声名显赫的台东业大,这个非正式学校的正式称谓,叫台东区干部职工业余大学。初中毕业前,文学同好张文多介绍认识了住大连路的儿童诗人范广兴,通过范结识宫宸。宫在台东文化馆工作,此时在台东业大主持中文班,教授写作与外国文学。经宫老师的推荐,我插班进入台东业大中文班,同学有徐乃昌、卢璟、王理春、李鸿春、曲寿海、孙崇敏、杨刚毅、徐家民、盛文德、赵竟成、范英新、宋连贵、李梅、张莉、薛原、韩松礼、左奎清等,全班四五十人,来自不同的单位,年龄我最小。有个王姓同学在新华书店高密路批发部上班,一些市面上不太容易买到的畅销书,或者内部发行的图书,大家就会去找他。他则依据关系远近,依次排序。我的《高老头》、《子夜》、《约翰•克里斯朵夫》、《收获》丛书数种、《走向未来》丛书数种,都是在高密路买的。这样的供求关系倒挂光景,大概持续了七、八年,也算是1980年代的一道独特人文风景。

    徐乃昌和一位早逝的于姓同学是中文班的班长,实际上具有号召力的则是卢璟。卢璟在广东饭店上班,当时已是有影响的诗人,印象中他的诗歌与其同辈迥异,文字简练、风格婉约,形象感觉突出。卢璟与宫宸联合举办过一些与诗歌创作有关的活动。当时宫宸也写诗,诗风依然残留着一些文革后期宣传口号的痕迹,与卢璟的清新创作已经拉开了距离。同学中,我和曲寿海来往较多,期间还一起编辑了一本油印的文学批评杂志。在我保留的一期油印杂志上,有曲寿海写的《意识流和意识流在我国当代小说中的运用》,以及我的小说《夕阳照耀的路上》,两文上面都涂满了修改文字和提示性符号。奇怪的是曲文和我的小说,居然不是用一种颜色的油墨,想应该是在不同的油印机上印的。曲是电业局的收费员,骑一辆单位的大金鹿自行车,满世界抄电表。记得曲一个人在台东一路附近住,一间平房,门口有条马路。夏天上课前,我经常在曲的住处吃晚饭,门口支个锅台,拉着风箱,稀里哗啦就得了,吃的最多的好像是炒蛤蜊。蛤蜊很小,用葱花爆锅,一炒一大盆。有时会喝酒,6毛4分一瓶的红光葡萄酒,或者是罐头瓶子装的青岛啤酒。和李鸿春的联系,更密切一些。李父母住大窑沟铁路桥下面,他自己在铁山路附近有间单位分的小房。李有收集《新华文摘》的习惯,前几年一问,他居然存有创刊以来的全部杂志,这个单项记录在国内报刊收藏界凤毛麟角。李鸿春大我10岁,1986年10月我母亲去世前,曾委托他照顾我和我的两个弟弟。

    宫宸始终是台东业大的灵魂人物,涉及中文的许多课程如文艺理论、写作、当代文学、美学、外国文学他都教过。宫不懂外语,教古希腊文学的时候,对冗长且难记的翻译人名,会给出一些贴切的比附,以让同学们容易记住。这个办法尽管有些滑稽,却十分有效,至今能够让我脱口而出。十数年后,我搬了几次家,台东业大时使用的两种外国文学参考教材,都一直保留着。二十四所高等院校编辑的四册《外国文学史》,是1980年11月5日在济南历下书店买的,扉页记有“12月24日晚记于台东业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一册,是同年在中山路买的,3年后又买了亚非部分的另一册。宫老师成为当时青岛文化界的标志性人物,除了他在台东业大的作为外,更多的是他在台东文化馆进行的一系列文学平台的搭建与他对文学新人的扶持。他通过创办《台东文艺》,让台东、台东业大与台东文化馆,成为了本地文艺复兴的标志,启动了包括推崇和包容现代派文学在内的种种文学试验与革新思潮,我的一些意识流小说如《星星》、《黄昏》等,都是通过《台东文艺》发表的。记得当时活跃在这本杂志的作者,还有尤凤伟、纪宇、谢颐城、梁青生、刘辉考、杨春贤、张世德、朱晋杰、万修森、薛原、韩松礼、刘涛等。周川、李春画插图,用焦墨和浓墨交替,破笔颇有些味道。

文本之初

    百度上说,台东文化馆1950年1月建在宁海路上,当时叫青岛市第三人民教育馆。1958年改名台东区文化馆,先后8次迁址,最后迁至道口路15号。但在我的记忆里,《台东文艺》时代的台东文化馆,是在顺兴路下坡,路两边一溜平房鳞次栉比,不显山露水。台东文化馆夹在坡底路西的院子里,门洞进去,右面一个天井。宫宸当时也住在里面,烧火做饭就在小院里,旁边有棵梧桐树,遮去了一大片天空。有次我骑自行车去找宫,从昌邑路向坡下急驶,突然没闸了,只好用左胳膊和左手拼命摩擦路边房子的外墙减速,结果胳膊和手都蹭去了皮,弄得鲜血淋漓。

    《台东文艺》的前身,是台东区文化馆1972年办的街头诗画。宫宸是具体承办人。宫宸本名宫肇智,1960年自青岛25中学高中毕业。在作家侯修圃的印象中,宫高中读书期间就常有作品见诸报端,毕业后在台东中学任代课教师,1970年代初转为正式教师。台东街头诗画地点,设在14中学和大光明电影院之间,一溜木制宣传橱窗。在文化荒漠年代里,诗配画自然吸引了不少眼球。后来为了增加版面,扩大影响,又把街头诗画扩大到郭口路和辽宁路转角处。时间长了,宫肇智帮助文化馆办刊毕竟不方便,而且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后经台东区人事部门同意,就把宫正式调到台东区文化馆,主管文学创作和培训。接下来,宫便别出心裁,把街头诗画的部分稿件编辑成册,命名为《台东文艺》,不定期油印出刊。再后来,《台东文艺》出版周期逐渐固定化,并改出铅字版,开始像模像样地进行文学探索试验了。和宫宸交往甚深的崔新华回忆,油印本《台东文艺》的出现,陈建业也功不可沒,除了刻板、排板,在选稿上当时陈的意见也近乎说一不二。

    顺兴路平房时代的《台东文艺》,只出过油印本。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文学青年,那是一沓异常温暖的日子。小院里好象有五间房,宫宸和太太孩子住一间屋,院子搭一棚做饭。冬天生炉子,炉子上烤着地瓜。到道口路后,《台东文艺》只出过二期油印,然后就改铅印,堂而皇之起来。在我看来,宫自身一直寻求突破的不安分性格、区文化馆的边缘性、年轻作者群体的推动力和解放思想的大思潮,是《台东文艺》逐渐成为本土文学变革晴雨表的主要原因。许多年后,作家李洁、刘涛都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台东文艺》是他们的第一个文学舞台。

    连续起来看,《台东文艺》在1980年代的整个存活史,明显存在着一个由文学工具论的承载者,向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思文学、情爱论、朦胧诗与意识流小说过度的过程。但是,现实主义叙事,批判意识,以新浪漫主义抒情方式向中下层生活的靠拢,始终占据着主体,而现代主义的文本呈现,仅仅是微弱的萌芽状态,没有哪怕是部分核心意义上的展开。在我的记忆里,宫宸并不是现代派的真正盟友,他对这些新文学思潮的宽容,基于一种开放的本能,而不是观念与价值认同。这就导致了诸如孙崇敏、周立武、徐振华、王洪彬这样一些更激进、更具突破性的民间文学人士,没有机会在《台东文艺》上留下文本线索。这一客观事实,显现出本土文学传统语境调整下始终如一的周而复始,其与整个新时期文学大势的隔膜与观念落后,其适应性的迟缓与创造力的匮乏,其文本的同质化与叙事语言主体觉醒的缺失,暴露无遗。

    我发在《台东文艺》上的意识流小说《星星》以及后来引起的争论,是《台东文艺》从油印本过度到铅字版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实质上,《星星》的出笼和随后的争议,相当意义上是宫宸设置的一个预谋,目的是引起本地文学圈对现代派思潮的关注。长度不过几百字的《星星》一出来,宫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组织正反两方的评论,在接下来几期的杂志上进行面对面的观点碰撞,针尖麦芒,热热闹闹了一番。据当年《台东文艺》的一位紧密参与者讲述,小说《星星》印前,他读过并对宫讲,这叫什么东西?谁费力看这个?宫答,这你就不明白了,这是小说创作中的新手法,叫意识流,读者可根据个人想法去廷伸,当时我这个朋友十分不屑。回头看,朋友的判断其实靠谱,因为《星星》自身的文本缺陷与争论的圈子化,使这一插曲很快成为过眼云烟,预期的理论深化与文本实践,并没有出现。

    有趣的是,2012年底在青岛参加王家新主持的一个诗人画展,王蒙意外出现在现场,看着尤凤伟上前打招呼的当口,旁边一人突然说,对了,你有个意识流小说,是模仿《春之声》的,发在1980年的《台东文艺》上,标题是《夕阳照耀的路上》。我一时反应不过来,说不会吧,我是不是比王蒙早?旁边人笑笑,说那一期还附有评论,分析的就是与《春之声》的联系。王蒙走后回想,尽管过去了30年,《春之声》的语音风格我依然有挺深印象,而对我自己的这篇《夕阳照耀的路上》,居然陌生到好象不曾发生过一样,的确匪夷所思。这里反复提及《台东文艺》的“异端邪说”,是想说明这本杂志和1980年代青岛早期现代主义文学实验的密切联系,不论后来现代主义在本土的实际发展与走向如何,这都是一个具有开拓意义的起始,如同海岸线上的曙光,在一片蒙昧之中,照耀着未知的前路。

探索之路

    在寻觅饥渴和表达饥渴相互纠缠的年代,《台东文艺》并不是唯一的舞台。另外一些更民间或者说是更草根的尝试,也此起彼伏,比如由台东夜大中文大专班同学主办的《蓓蕾》。根据参与者崔新华的记述,这夲油印刊物创办于1979年春节前后,第一期刊印时间是4月15号,第四期为11月,每期四五十页。这本同人杂志应该出到第五期,之后就销声匿迹了。至于停刊原因,崔含蓄地表述说是因其在台东夜大有了许些影响,校方准备接办,但一直沒有后续操作,导致《蓓蕾》出生刚半年便夭折掉了。所谓“有了许些影响”的直白说法,就是对自发办刊“不确定性”的控制,控制来控制去,一本小刊物的民间性和本源色彩便消失殆尽,最后不了了之。

    《蓓蕾》编委有六人,李鸿春、盛文德、杨黎明、于建邦、匡顺华、崔新华。刊中作品多稚嫩,但却记录了那个年代年轻人求知的急躁、任性与冲动。在那个年代,几个青年办这事并不容易。口袋空空如也,印刷、纸张都是问题,幸亏成员李鸿春利用工作职务之便筹集解决。李当时在一区属企业干工会和宣传,熟悉刻版、印刷的一系列环节,腊版便由他一手刻制。晚上,在李的办公室,编委们分头印刷、码页、装订,甚至现场写稿补版上的空白天窗,因此刊物的“急就章”色彩十分明显。

    即便是“急就章”,《蓓蕾》也保持了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与敏感,如盛文德的诗歌《献给张志新烈士的歌》,就属于这一类。盛以颂歌形式表达了对殉道者的敬仰,却并未进行进一步的反思与追问,流于空泛的抒情。于建邦1979年9月发表在《蓓蕾》第三期的《孤途之子•失业靑年自述》,则显现出了更多日常生活的真实:“我无聊的像个醉鬼/说话仿佛是在诅咒/完结吧,这无用的人儿/扑向大海激向那无尽的渊流......”除了诗歌、小说,《蓓蕾》的评论文字也活泼锐利,鲁迅风十足。客观评价,《蓓蕾》的大部分作品,在思想和现实的“拨乱反正”上,并不比《台东文艺》走得更远。

    “春来了,七十年代最后一个春天,已经荡漾在我们心里了”,这是《蓓蕾》发刊词的第一句话,不幸,尽管《蓓蕾》习惯性地表达了“投入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战斗行列”的渴望,但结果却差强人意。现在看来,《蓓蕾》的“生不逢时”并非无中生有,在寒冷的政治气候下,言论控制的权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据崔新华在个人博客里的记述,《蓓蕾》一期不少的在“有关部门”存档,有关人员也隐受影响,尤其1989年春夏之交的群体性事件后,全国打击非法出版物,风声鹤唳。在最紧张时,有一同学己准备好衣被,随时准备进监狱。由于査出癌症晚期骨瘦如柴,沒有动他,逃过一劫。

    即便是在倡导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各种干扰和禁锢,同样此起彼伏,屏蔽、隔离、封锁,花样翻新。隔离换个说法,其实就是囚禁,看见窗口外面的自由,却没机会享受。这个时候,自我的囚禁,就变得暧昧,推开门便获得释放,但这个自己掌握的门,却是界限。自己设定的界限,俘虏自己,限制行动,考验的是意志和忍耐力。

    30年过去,依然如故。前几年新浪有条大事渲染的消息,称有关方面开始正式通过计算机销售环节强制堵截“不良信息”,堂皇地给网络进行思想“护航”。乌呼,在这个“全球化”看上去浩浩荡荡的年代,“有关方面”终于连一点脸皮也不要了,公然公开进行公共信息的控制和干预,甚至不惜以制造“木马”而进入私人交流领域,大踏步向朝鲜看齐。无耻之极,荒谬之极,愚蠢之极。问题是,你真相信这个“有关部门”买单的隔离软件,果然就会囚禁了互联网?会就此让民间思想一律、精神统一、鸦雀无声?俗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禁锢公民自由选择和获知信息的权利,到终了会砸了什么,时间自然会证明。

    人在北方,吃馒头是习惯。习惯,有习惯的道理。但有人不这么看,所以就看出了问题。某个晚上和人讨论BLOG的形式,发现这是个很容易千篇一律的东西,要不千篇一律,就需要依靠新鲜内容的力量。陈旧的东西,问题不仅仅在于时间上的距离,而是固步自封。不发现危险,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也就失去了BLOG存在的意义。因为敏感,有了BLOG,没了敏感,BLOG也就死亡了。

    这时,朋友说:文化的保护主义,其实恰恰是文化繁荣的死对头。这种看似合理的做法,不仅要强烈排斥外来文化,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怯懦和强烈的不自信,而且非常容易导致文化的单一和绝对性,这种只吃馒头的精神最终将表现为固步自封、不问世事。朋友说,这话不是他说的,他转自《大师,我们不能只吃馒头》。

垂范之人

    2007年冬天宫宸去世后,我写过一篇纪念文字,其中说:“我认识和记忆着的宫宸,是个好人,是个非常年代的非常勤恳的启蒙者。我觉得,在课堂上,他的非常的文学传达方式,和他的质朴和他的直接和他的经历,有着必然的逻辑。记得他喜剧性地教授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样式,和我看见的他在老文化馆的平房前面生炉子的姿态,很相似。当时,他笨不啦叽地忙碌着,弄得呛人的烟雾弥漫了整个院子,直到炉火慢慢点燃。”据说宫宸去世前精神和经济状况均不佳,我关于宫的最后消息,是一个同学在他很窘迫的时候,给了些物质上的帮助。传闻中,宫的窘迫涉及了一些非文化层面的话题,有些尴尬,也有些无奈。而我和宫的最后一次电话,内容则是关于给学生介绍实习单位,很具体,对我同样有些无奈。现在想,当年在课堂上接触的诸如埃斯库罗斯这些用喜剧方式记忆悲剧的写作者,冥冥之中预示的不幸恰是宫宸的宿命。作为宫老师的学生,我们也许同样是这一宿命的一部分。

    台东业大教古代文学与古代文选的是张仲宜老师,一位不苟言笑的长者,博学、刻板,古文底子极深厚,一些生僻古文字的读音规范、准确。在当时日趋活跃的文化开放环境下,张的严谨、守旧和极强的记忆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听知情的同学说,张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是1948年前国民政府在济南的最后一任高等法院院长。张老师住在黄台路东头的一个小院里,有年春节去拜年,发现一楼的房子里布置的井然有序。阳光透过一尘不染的玻璃照耀进来,均匀扑撒在写字台和床单上,温暖、和睦、老旧。关于自己过去的经历,我从来没有听张老师讲过。他的学问、学养和师承,至今依然是个迷津。老师中间,不动声色的是王世维,他在广饶路青岛师专教书,不太惹人注意。但就是这个淡定的知识人,却在10年后成为推动青岛改革开放的第一人。他受托在人大提出青岛东部开发议案,促成了领导者希望的城市空间大拓展。王之所谓“受托”,是因为当时的市委书记俞正声觉得由党委和政府直接提“东部开发”可能不太合适(因怕有过大的反对声音),就转请人大代表公开出面,以缓解压力。王是3届人大老人,又是知识分子,所以受托。王的提案获得通过,就此掀开青岛历史新篇章。

    台东业大最有性格的老师,是教古代汉语的郭恩秀和教现代文学的范杰。郭老师大家私下称老郭,极风趣、智慧的一个人,健谈、随和、好酒,当时他是47中的老师,后来去了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同学中郭和孙崇敏来往较多,有些惺惺相惜的意思。孙当时在台东环卫队收垃圾,长思辩,也好酒,与郭气味相投。记得结束学业后,有个夏天晚上和孙崇敏几个去47中校园花架下面喝酒,周围黑咕隆咚的,就头顶挂盏吊灯,瓦数很大,风一刮,灯泡晃晃悠悠,听得见灯丝嗞溜溜响。郭老师的宿舍在花架旁边,家人当时似乎还住在老家,衣食住行就他一个。桌上的饭菜是郭自己做的,记不得是些什么了,只记得这饭吃了很长时间,酒喝的一塌糊涂,期间郭的说教声不断。许多年后从北京回来,和孙去麦岛青大师范学院宿舍看郭,发现依然睿智风趣。孙当着郭的面讲一故事,云某夜郭醉酒,被人送回家不入,跑到下面青岛大学的车站发钱,见人就给,不要不行,直到身上的钱散完,始毕。孙讲述的过程,郭笑,表情略显咸涩,不语。

    范杰是青岛师专老师,住荣成路,讲现代文学别开生面,时不时有些“出格”发挥。我当时一大些兴趣在现代文学上,和范接触多,走得很近。1980年代青岛师专现代文学的权威人物是张挺,但张和范不是一个路数。范身上具反叛性,思维扩散,独立思考的东西多些。后来我去了北京,再从北京到深圳,回到青岛,听说范杰老师去世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学长,一个不喜欢精神束缚的学人,走了。

    现在回忆,郭恩秀和范杰都是有些民国知识分子“范儿”的人。说有些,当然是指不纯粹,因为真正的民国,他两位也没见着。在这里跟民国作比较,不是想说那个时候至善至美,而仅仅是彼此为时代的前后邻近,联系起来容易。民国光明之外的制度幽暗,大体上和我经历的公共生活类似,不过是更暧昧罢了。对文学来说,暧昧导致的宽容与多元可能性,应该会多些。但诸如胡适倡导的自由主义这玩意,最终并没有成为大众的公共思想,这份责任,民国这个在今天很容易让人回味的时代,自然不能一退六二五。任何制度的建立和登峰造极,都不是空中楼阁,这也许才是宿命的诡异。

    对我来说,一场车祸和一间具有启蒙意味的学校、一本文学杂志共同构成的台东,形成了有些怪诞的紧密连接,成为个人成长史中不可磨灭的记忆光亮。许多年后,作为行政区划的台东消失了,作为1980年代地方文学象征的宫宸去世了,甚至宫老师的一些学生如盛文德等也相继离去,但与台东有关的种种过往,却一直坐标一般埋藏在我的人生与文学经验中间,愈久弥坚。有时我会想,粗陋的神圣尽管来路可疑,却更容易融合并切入普通人的心灵,易于铸造出清晰的本土精神逻辑。这个逻辑,属于我和我的这一代的许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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