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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3月:决定青岛命运的三天
来源:青岛画报   撰稿: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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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3月4日,北京,竟日阴,晨有风即极寒,风止稍和。
    
     这一天,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曹州府两名传教士被谋杀事件的德国政府,终于获得了期待中的《胶澳租借条约》最后修改文件。3个月来,关于谋杀事件的“谈判进行的相当困难”,清政府的外交官在寒冷的冬天里想尽办法,一直处心积虑地试图努力将“为解决危机而必须作出的让步”,降低到最低点,为此,他们前后提出了若干可供选择的方案。同时,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还使用了一再推迟会晤的技术性手段,以争取时间,尽量减少损失。根据记载,是日,所有的争执终止,德国公使海靖与北京方面的官员在条约签署前最后一次见面,达成协议。但是,在谈判的中方主要负责官员翁同和当天的日记里面,显示争执似乎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荫昌云海靖仍未允条约中数句”。在当日,英国公使也发来了照会,“谓不可使山东利益为德国独占”。
    
     然而,北京连日的“极寒”,显然已经不可能成就次日的“暖冬”了。
    
     3月6日,经过了前日昌平一场大雪的洗礼,紫禁城外大清的国都的天气“欲雪不雪”。不阴不阳之间,青岛的命运走到了一个历史的临界点。
    
     在翁同和看来,这是一个“仓猝所办,非夙约也”的结果。为什么突然改变了计划,翁同和并没有说明。
    
     当日,翁同和日记中记载,“见起五刻,是日海靖请晤恭亲王画押,于是王请派画押大臣,以李鸿章、臣和充之,臣辞不获,遂承诏往,退时巳初”。被强迫参加下午的画押,翁同和的心情自然是不怎么好。在都虞司休息了一小会,他匆匆吃了中午饭,看过一个朋友后,径直去了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
    
     清政府原来并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涉外活动主要限于接待贡使和商贸往来,分别由中央的礼部、理藩院,以及地方的督抚大员兼管。1860年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中外交涉日见纷繁。为了专一其事,协调与各国的关系,清廷办理战后“抚夷局”的恭亲王等上书,提议创设一个专办夷务的外事机构,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请“另给公所,以便办公”。时正在热河避难的咸丰皇帝于1861年1月20日密谕批准,并通令选拔西语人才入署当差,奖励八旗子弟学习外语。当年3月1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外交事务专门机构,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一个铁钱局旧址内宣告成立。总理衙门从筹备到正式办公仅用了50天时间,在国用拮据的条件下,这个昭示中外的国家机构,其门庭已远不及以往各衙署那样铺张奢华,整个筹建过程,不可不谓之简朴、高效。
    
     总理衙门建立之初,实际是一个应付时局的临时机构,朝野内外无不确信国家富强这里即会裁撤,所谓“一日衙门尚存,即一日国光不复”。但实际上,随着中外交涉事件的增多,总理衙门作为当时惟一的外事机构,除办理外交与通商事务外,职权范围却很快扩展到铁路、矿产、邮电、海防、关税、制造、传教、学校等各项新兴领域,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洋务衙门”,其在清政府中的作用,越发举足轻重了。
    
     3月6日下午,“未正诸公咸集,惟庆邸未至”。这时候,海靖带领着自己的另外三个德国外交官员和翻译已经到了。已经很熟悉了的双方代表衣装整齐地依次进入司堂,照例是见礼、看座、寒暄、用茶。但是,翁同和却“未与一语”,坐下就开始写条约。另一边,海靖也着手抄写德文。与此同时,双方的助手“荫昌与富兰格互对,十刻始毕”。
    
     在光线明亮的红木案前,这份“愿将两国睦谊益增笃实”的文件被正式签署。尽管事发突然,但就我看到的记载,签署外交文件的过程,没有意外。“和衷商定”的“专条”,在3月4日已经草拟好了的,一干人的任务仅仅是重新抄写两份,签上自己的名字而已。
    
     案上,条约文书一共四份,华文德文各二。
    
     代表德国方面签字的是海靖,他在文件上的称谓是大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代表清政府参加签字的是两个人,前面的是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这是李鸿章,后面一个就是皇帝的师傅翁同和,正式身份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酉初,画押盖印事毕,双方代表起身离座,各自打道回府。整个过程结束,室外的光明已经散落,桌子上的茶水也早就凉了。
    
     其实,不论海靖也好,还是李鸿章、翁同和也罢,大家都知道这是演戏,不到终了,不到台后,彼此都不会露出真面目。对这一天前台前幕后的反复较量,翁同和后来曾叙述说:“顷困胶事,呕尽心血,卒被人数语割弃,愤惋欲绝”。而实质上,当日更愤惋的,应该是比翁师傅更熟悉胶州湾情形的李鸿章。
    
     我们注意到,1898年3月6日这天,离1897年11月14日早晨720名德国海军士兵轻易地登陆胶州湾,时间上仅仅相差了110多天。在戊戌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刻完成签署的这份文件,包括了胶澳租界、铁路矿务等事和山东全省办事之法,共三端10款,连标题算上不过1539个汉字。就是这么一个的薄薄文本,最终使得胶州湾551.5平方公里土地上274个村庄和接近8万农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当天晚上,翁同和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以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膻,负罪千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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