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青岛房产交易中的私人“猫腻”——以买卖同兴里为例

    1933年11月，陈葆余与包幼卿将同兴里卖与刘环球和刘田蓝玉。此后不久，刘环球的代理人所在的成文堂便开始打一场被介绍人催还介绍费的官司——宫贤魁起诉刘环球等拖欠介绍费案。

宫贤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房产中介。其起诉的介绍费，就是他帮助刘环球二人购买同兴里的中介费。正是通过该案，人们发现原来刘环球二人购买同兴里的交易过程中，居然还有一点“猫腻”，这一“猫腻”表明民国时期的房产交易也有内幕。

按照宫贤魁的说法，刘环球与刘田蓝玉通过他的介绍，以2.1万元购得同兴里。没想到买卖手续完结后，本应得的1050元介绍费，刘环球等竟称原本只答应给400多元，且凭空捏造出来十多个介绍人，让宫贤魁与这些子虚乌有的人一样，只分得27元。对此，宫贤魁大为恼火。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宫贤魁拒收27元中介费，并一纸诉状将业主刘环球二人告到法院。

当年的房产中介费是房价的5%，其中卖方2%，买方3%。相比现在不到3%的中介费，如此数额的介绍费无疑“昂贵”了很多。从1050元到400多元，刘环球一下子节省了600多元中介费，数目相当可观。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

按照宫贤魁诉状所说，包陈二人出售同兴里时，曾表示非21500元不卖。后来刘环球得知宫贤魁与包陈二人有交情，便通过王姓朋友与宫取得联系，并托宫贤魁从中说价。后来，在刘环球居住的天津路成文堂书局，宫贤魁见到了刘环球的父亲。刘父提出了一个方案：房契上少写500元，卖方的2%介绍费由买方支付。这一方案，经宫贤魁转达后，被包陈二人接受。之后，虽然在办理手续时，表面上有4个介绍人一起参与，实际上，所有手续皆由宫贤魁一人包办。尤其是契约盖章，也是由宫贤魁一人完成。考虑到其他3个介绍人人都是刘环球方的，宫贤魁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至少应得半数介绍费，即525元，其他三人瓜分另外的525元。

1934年2月12日，法院对此事进行调解，远在潍县的刘环球二人委托刘子彰代理此案。按照刘子彰的说法，当时刘环球等的介绍费报价就是400多元，并已将这笔钱交给姓王的支配，宫贤魁就是姓王的找来的。鉴于签订合同时，有4个介绍人，刘子彰只承认应该给宫贤魁1/4的介绍费，但得向姓王的追回余款后再交给宫贤魁。刘子彰承诺，1个月内会补给宫贤魁100元。至此，宫贤魁才知道很多事自己都被蒙在鼓里，只能自认倒霉，表示接受这一调解结果。

原以为一切到此为止，没想到一个月后，刘子彰并未支付宫贤魁100元介绍费。1934年3月19日，宫贤魁再次向法院起诉。3月27日，法院再次进行调解，但刘子彰并未到场。宫贤魁在调解中言明，刘子彰在一个月到期时，曾给他50元介绍费，他没有接受。4月4日，法院传宫贤魁再次到院，并将刘环球提前送到法院的100元介绍费转交给他，案件宣告结束。

案子已然了结，但其中“猫腻”却值得细细品味。就卖方而言，本来21500元的房费，减去介绍费430元，卖方应得21070元。按照刘父方案，房价2.1万元，卖方不负担介绍费，即卖方实得2.1万元。相比之下，仅仅少赚了70元。而买方本来应付21500元的房费，加之介绍费645元，实际应付22145元。按照刘父的方案，房价2.1万，买方负担双方介绍费1050元，即买方实出22050元。相比之下，节省了95元。即刘父的方案是，让卖方让步70元，买方节省95元。就常理推断，仅为节省95元似乎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所以“宫贤魁诉刘环球等介绍费案”也算是让人们真正明白了刘父方案的用意。

事实上，刘环球的父亲在提出方案的那一刻，就没想按规矩支付买卖双方介绍费。在刘家眼中，也没分什么卖方中间人和买方中间人。他们只是给了姓王的一笔钱，将整个介绍费一口价为400多元。由此看来，仅介绍费一项，刘家就节省了600多元，真是打了好一手如意算盘。当然，整个交易过程中最不厚道的环节是——没人告知宫贤魁总共只有400多元介绍费。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刘家有意隐瞒，否则刘父在提出方案时没必要强调卖家不用拿介绍费。同时，姓王的也太过贪心，居然一开始只给“劳苦功高”的宫贤魁27元。

通过该案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房产交易就是用这样的“猫腻”达到节省资金的目的。同时，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猫腻”也是人的贪心使然。这里面有刘家的贪心，有姓王的贪心，也有宫贤魁的贪心。试想，宫贤魁之所以如此卖力地从中说价，无非以为可在事成后赚得500多元介绍费。为此，他不惜让陈包二人少赚70元。如果宫贤魁事先知道只能赚100多元的介绍费，不知道他还愿不愿意当这个“中介”，还会不会让跟自己有交情的陈包二人损失那70元呢？